《晏子春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晏子受命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将之召回并责备说，以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个地方，却越治越乱，应予严惩。晏子请求再给他三年时间，三年以后若无成效，甘愿赴死。景公允诺。尚未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贺，说他治理得很好。晏子却并不领情，说，前面治理东阿，不吃请不纳贿，把池塘里的鱼都分给贫穷的百姓谋生，百姓没有一人忍饥挨饿，您却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改变前面的作法，对那些嘱咐托情的准许，给周围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贿赂，而且加重赋税，池塘里的鱼，归入权势之家，挨饿的人过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贺，我真是愚不可及，请让我回老家吧，你另请高明。景公连连向他道歉，表示不再干涉他对东阿的治理。
看来这为官之道里面“做事”与“做人”的悖论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为百姓大众谋福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虽然工作成绩卓著，但却寂寂无名；相反那些会“做人”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关系托人情，会炒作善包装，不失时机显露表现自己，名声叫得挺响，职务升迁很快。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只顾埋头做事，眼睛向下，哪里顾得上结交关系，疏通门路；而整天琢磨跑门子托关系，哪里还有精力干正事、实事，就得靠弄虚作假来巧饰伪装。长此以往，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人有可能被遗忘；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只知做事的人长期得不到肯定与鼓励，心理就会失去平衡——有捷径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于是不通过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门邪道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会“做人”还意味着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关照，甚至是不惜损害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来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因为他们身居要职，他们神通广大，他们的褒贬毁誉能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对他们的关照似乎就是对自己未来的投资。可这是慷国家之慨，损大众之利，收买一点可怜的虚假的脆弱的“人情”，经不住时间与实践的检验。这样的人也许会一时得逞，却绝对不会走远，甚至会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察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是靠“事”还是靠“名”？而这“名”是如何得来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还是其他途径得来的虚名？在这一点上，孟子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领导身边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说好不足为凭，也许他收买了他们呢，他们已得了好处自然替他说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全国的老百姓都说他好，总该没问题了吧？！还不够，还必须做一番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这个人确实名副其实，才可相信。另一方面，对待否定的意见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加以周密细致的实地考察，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晏子与孟子都是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但他们的故事与思想主张对我们今天考察选拔任用干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张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