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专题】
张洁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1923年，闻一多为郭沫若诗集《女神》写过两篇评论文章，分别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前者高度肯定郭沫若及《女神》的“新”。他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这段话后来成为文学史对《女神》的定评，多年来被不断引用。然而，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随后刊发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与“时代精神”的高度赞誉相比，“地方色彩”几乎是一边倒的尖锐批评，批评“《女神》不独形式上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他说：“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因为艺术不管他是生活底批评也好，是生命底表现也好，总是从生命产生出来的，而生命又不过时间与空间两个东西底势力所遗下的脚印罢了。在寻常的方言中有‘时代精神’同‘地方色彩’两个名词，艺术家又常讲自创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底时代与地方，各团体有各团体底时代与地方，各不皆同；这样自创力自然有发生底可能了。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的新艺术了！”两篇文章，一褒一贬，突出的是闻一多对新诗如何“新”又如何“本土化”的独到思考。他提出“今时”与“此地”并重的观点，强调“保存本地的色彩”和“吸收外洋诗的长处”相结合，在语言、文化审美、现实、哲学等多个层面追求中西融合，他后来提倡的“新格律”即是在语言方面的进一步探索。
与闻一多走向格律的道路不同，废名、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选择的方向是“化古”——借鉴融纳古诗传统，“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他们摆脱了早期新诗非中即西、非新即旧的思维模式，将“现代的”与“传统的”、“外来的”与“本土的”的诗学传统进行了自觉的融合，尤重对于旧诗传统的重释和扬弃。比如，他们肯定晚唐“温李”在感觉方式和传达方式上对于新诗的启发，将温庭筠诗“具体的写法”“视觉的盛筵”与李商隐诗“仿佛懂得，其情思殊佳，感觉亦美”（冯文炳《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等特点与现代派诗人的艺术追求相联系，为新诗坛带来了一股“晚唐诗热”。
1935年，精通法语并深谙西方现代诗学的梁宗岱再次发起对新诗格律的探索。他在《新诗底十字路口》中提出，要重识现代汉语的“新音节”，“创造新格律”，建立一种具有综合特质的“东方象征诗”和汉语的“现代诗”，强调“探检、洗炼、补充和改善”新诗的语言，“以中容西”“以新纳旧”，最终目标就是要为中国新诗找到一条能够充分体现现代汉语语言特征与优势的独特道路。梁宗岱提出，要“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梁宗岱《论诗》），即是肯定并立足于“中国文字和白话”的特殊性，在新诗写作中维护和确立现代汉语的本位意识。
此外，例如散文诗、十四行体等西方诗体的引入和改造，也是“拿来”的成功经验。冯至的《十四行集》便是最好的例子。冯至曾说，十四行体“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所以，这种曾被称为“洋格律”的形式不仅不是束缚，反而帮助了他的诗情，用他的话说，“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正如诗人所写：“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在《十四行集》里，由这特殊形体的“水瓶”和“风旗”把握住的，正是现实中国的本土经验。那里包含着战乱流亡之苦，以及贴近边陲与自然生活的发现之乐，更有由阅读和思考所带来的关于生死、宇宙、万物的玄想。这些内容本身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甚至哲学联系在一起，成为最光亮的部分。冯至也许并非将十四行体写到最好的中国诗人，但他的创作的确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欧洲诗艺的本土化探索。他的意义在于：在以十四行体为形式的创作中，不为其所缚，只为我所用，充分发掘其适合诗之思想感情表达的艺术效果，将精神完全集中于内容的本土化追求，融汇现实经验和历史积淀，真正实现从格律、文化和现实等多方面中西融合基础上的本土化追求。
从闻一多、废名到梁宗岱、冯至，这一粗略线索勾勒不尽新诗艺术本土化的全部思考与探索。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或不同诗学观念的基础上，本土化探索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和面向：无论是立足语言、探索格律，还是重释旧诗、关注文化，又或是强调现实历史的关注与介入，等等，这些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各有推进、各有收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新诗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图景与传统，也成为百年新诗的宝贵遗产和财富。“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文学概念，但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有了这个视角，写作者得以更加自觉地关注“此地”与“今时”，关注写作所面对的各种对话性语境。可以说，新诗百年的历史都是“对话”的历史，包括与外来的影响对话，或与传统的诗学对话。本土化的问题就发生于对话性的语境当中。本土化并不是简单固守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传统，更不是拒绝借鉴、对话和交流。恰恰相反，只有在开放的心态和对话的语境中探索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才是本土化问题的应有之义。换句话说，没有对话和吸收就无所谓本土化。更扩大些看，“本土化”也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与外来影响的对话，同时也应包括时间意义上的与往昔的对话。这样的“本土化”才是一种自觉的“当下写作”与“在地写作”。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运用和锤炼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文化与现实体验，正是写作最朴素但也最终极的目标。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