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当时中英政府间一项文化交流项目。参加展览的文物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难当头，故宫文物南迁又刚过去不久，马上有这样的海外参展举措，当然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正当中英政府及双方人士积极筹备展览会时，北平学术界王力、陶孟和、朱自清、梁思成等30名学界人士联名发表意见，明确反对中国政府选送故宫文物运英展览，并对古物出洋保险和展品选择权等问题提出质疑：“故宫博物院为吾国立唯一之博物院，如何以其宝贵之收藏选送海外并保险而无之耶？”“夫故宫古物为我国所有，选择之权应属之我。岂有开箱倒箧任人挑选以自示无能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故宫博物院启动文物南迁行动，就将故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1933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鲁迅（署名何家干）的文章《崇实》，对故宫文物南迁表达了否定态度。这次对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诸多质疑，可以看作是文物南迁争论的某种延续。
在这种被动局面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做了很多努力，来回应专家学者和公众的质疑。他们不仅撰写文章应辩，还于1936年4月8日到5月5日在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举办了赴英文物预展，同时编印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以备各方对比查证，稍稍平息了舆论。展品通过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运输到伦敦，参与布展的工作人员也在1935年8月7日乘坐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前往英国。这样，在1935年11月28日到1936年3月7日，786件中国文物顺利参加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当时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傅振伦的日记和庄严等人的回忆，让我们可以领略这次盛况空前的艺术展的一些掠影。
伦敦中国艺术展在当地的反响，从最终统计出的参观人数可窥一斑，英国和其他国家络绎而来的观众达42万之众。负责这次赴英展览的工作人员之一傅振伦，是北大史学系的毕业生，曾参与过燕下都考古发掘，1934年7月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傅振伦在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展览在国外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一定文化门槛的中国古代艺术展如何被转换成了大众话题。
有当地舆论认为，英国妇女着装的颜色不应该效仿意大利，而应该效仿中国。结果当时一位服装设计师为英国王后制作了一件宝石蓝衣服，经由皇室效应引发了一股中国热。于是中国食品和文物等一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民心相通，文化的交流往往从渗透着文化因素的日常用具开始，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到其他方面。除此之外，与艺术展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中国艺术讲座，这些讲座无疑促进了公众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艺术历史。
因为时代的气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一场艺术展览不会仅是一次中国文化的普及传播活动。在正式开展前两天，11月26日，在百灵顿堂的展览现场，傅振伦忽然发现主办方在中国古迹图上将西藏划出了中国领土之外，他立即督促中国大使馆与英方严正交涉，同时也组织当地留学生召开会议，造成舆论压力。最终英方在12月将所有展览目录的附图销毁。
在伦敦参展的日子里，傅振伦从专家角度对这次展览的专业水准提出了质疑，例如：陈列方式上不分年代、不分类别、不分收藏人和不分地域，还有“精品而陈列人不注意之地，绘画高悬半空”等违背展陈原则的现象。同行赴英参展的庄严，是傅振伦的北大学长。他1924年就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多年以后庄严对这次展览中的一些展品仍然印象深刻，他撰文列举了其中的29件。对庄严来说，最为快意之事大概就是发现展品中的伪作或者铭牌内容的错误。这29件展品中就有11件被他认定为伪作。例如展号1162号展品被认为是五代巨然的《云山图》，庄严就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判断古今名画真伪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从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这幅作品不仅不具备巨然个人的独特风格，也没有他所处时代的风格，因此被庄严定为伪作。还有一件展号为672号的展品，名称定为“sutra cover”，经庄严考证，其实就是中国的“书帙”，因此指出了其译名错误。
1936年4月9日，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的展品乘美国邮轮蓝浦拉号从伦敦乔治五世港出发，5月17日到达上海后直接运往南京考试院。6月，在这里的明志楼举办了归国展览后又送回上海封存。庄严在1936年6月的北平写下的一段文字，体现了他的忧思。他认为，这次中国艺术展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今幸古物无恙，完璧归来，友朋相见，庆祝成功，退而自省，益滋惶惑。夫艺展之在英伦，固曾轰动一时，若谓由是可以增睦邦交，提高国际地位，虽非缘木求鱼，亦等镜花水月”。
庄严说，他在英国看到英国人研究古印度美术，但是没有人看得起现在的印度。他认为中国人也应该警醒，只有建设富强的国家，才谈得上其他。就在庄严发出感叹的一年后，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
现在，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目录和现场照片等若干档案史料中去复原历史的细节，重访历史的现场。但是参与者以个人视角给我们描述的从展览延伸出的异国人和事，也弥足珍贵。其中有异国游览的欢愉，也有心念祖国安危的忧患，正是这般复杂的心情，使这样一个空前的中国艺术展有了浓重的民族责任感，有了爱国主义的热度。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一个展览的内涵才值得我们去不断回味。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