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关心时政和当下热点问题的人，对胡星斗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可经常读他的文章的人，第一次与其相见，定会有不小的心理反差：那个秉笔直书，甚至有些狂放不羁的教授，行事和模样却这般“内敛”。他的眼眶有些凹陷，从某个侧面看，是一张略带学生气的脸。他步履轻盈，嗓音嘶哑、语调平缓而富有条理。
正是大雪节气，北京的风刮得猛烈，胡星斗低头疾步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北门的咖啡厅，脱下那件有些陈旧的深色外套。咖啡厅门外贴满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和项目论证会的通知，他仿佛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落座后不久，一名通信专业大三的学生突然跑进来，向老师倾述自己的烦恼——虽然专业课很优秀，但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经世济用的学问。这也是胡星斗曾有过的苦恼。他沉默良久，像一位老朋友一样，掐着手指，为这名学生计算其中的各种风险利弊得失。此时，我突然想到不久前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毕业10年后没挣到3000万就不要来见我”。
“研究弱势群体经济学，把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胡星斗的开场白带着些许自嘲。
看不得别人受苦
当说起海南农垦已经开始一系列革新，农垦职工们的生存状态正在好转时，胡星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而胡星斗最近一次较有影响的活动便和这个弱势群体有关。
2010年暑假，胡星斗一直在为农垦职工的事奔忙。与这个群体结缘很偶然，一位江西籍的专家电话告诉胡星斗，海南农垦职工处境悲惨。
“橡胶价格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会这样呢？”胡星斗心里打了一个结，等学校一放假，他就背起行囊，自费到海南调研。
在大雨滂沱中，他摸索着走进了一位农垦职工的家。这是一幢茅草屋，四处漏风，夫妇俩正准备去女方父母那里吃饭。一问才得知，他们俩不是去赴宴，是去吃接济饭。农场定的生产指标太高，男人每月只能挣到300元，女人常被倒扣。
一家一家地走访过后，胡星斗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一连串疑问在他脑中交错闪过：为什么国家每年补贴几个亿还喊亏损？为什么在农垦内部贫富如此悬殊？
经过十多天的实地踏访，一张海南农垦的现实生态链在胡星斗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矛盾的焦点似乎在职工自营胶不能自营，被农场以“统一收购”的名义压榨，而病灶源于上个世纪末干部家庭承包胶林后，大量占有，上报亏损，下占职工利益，这种官商怪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
回到北京后，胡星斗立即将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海南农垦的当代农奴与富官》，连载的博文瞬间激起巨大涟漪，海南农垦职工，这个一度不为外界知晓的弱势群体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胡星斗还联合部分经济、法律界专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媒体的介入又引起了高层重视。
“我看不得别人受苦。”这位经济学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成为他为人行事的准则。这些年，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事，都与弱势群体有关，他甚至将自己的言论集结为“弱势群体经济学”。
这个打算从弱势群体开始问诊中国的学者涉猎甚广，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缺乏话语权的工人、农民、民工、矿工等一切无权无势、无钱无位的人呐喊，以争取社会对这些人的同情与支持。他倡导用脚做学问，所著文章未必篇篇精彩，但却字字出自肺腑。
他是最早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者之一，常游走于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旧的活动板房教室；他长期关注户籍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威猛之辞；在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打破国企垄断等方面，他着墨甚多；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身陷冤狱后，胡星斗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孙；冬夜里，他曾抱着自家的棉被送给那些北京上访村里的无家可归者……
“没价值”的学问更利于生存
胡星斗这些“弱势”行为，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江西的一个贫寒家庭，后来跟随父亲到了城里的工厂，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打工子弟”。
彼时的“打工子弟”胡星斗做过各种农活儿，还扫过厕所，但他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能和城里的孩子一道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要是换了现在，我肯定考不上大学。”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并没有堵塞这些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
胡星斗16岁上大学，36岁被提拔为正教授。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那是顺应体制而生的胡星斗。
严格地说，胡星斗是个“半路出家”者，他大学学的是船舶电气自动化，同许多农村学子一样，并不清楚专业的内容和意义，“志愿”往往由老师圈定。那是1978年，思想刚解放的日子，兴趣广泛的胡星斗除了办诗社、编学报，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各种所谓闲书上，并在书海中完成了思想启蒙。他尤为关心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认为仅有现代科技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国家走上持久繁荣之路。他不喜欢所学的专业，“那只是器物层面”，他更关注“道”的价值。
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后，胡星斗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科教授，但他却迅速地向经济学领域转型。爱好广泛的胡星斗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个梦想，他想成为一名像朱熹、黄宗羲那样的开山立派的学者，有一段时间，他总在琢磨怎样独创一门学问。
胡星斗曾经搞过“事理学”，想把中国老子的智慧和西方的决策科学结合起来；他还搞过“泰和学”，二十多年前就在研究如何让社会更和谐。“这些后来都没搞成。”胡星斗言语间透出些许遗憾。
刚执掌教鞭的胡星斗像其他人一样，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还出了很多专著，诸如《居民消费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等。甚至，这位经济学教授还充分发挥其业余爱好，写出《中国古代谋略》、《白话鬼谷子》之类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书籍。
在学校，副教授、正教授，他一路被破格提拔，还担当着北京市政治经济学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如果延续顺体制而生的老路，意气风发的胡星斗或者会有更大斩获。然而，他很快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出的那些书没有观点，没有价值，除了用来评职称、装点门面，乏善可陈。”胡星斗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
非主流经济学家
多年深耕之后，时代给胡星斗开启了另一扇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逐渐步入深水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开始井喷。深受鲁迅批判思想影响的胡星斗觉得必须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他开始深入研究一些大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归集为“中国问题学”。
胡星斗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研究中国国情，进行思想启蒙，关注弱势群体，探讨现代制度，倡导思想自由，呼唤人性关怀，支持政府改革，防止社会动乱”。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定位——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不参与政治。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有关他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其实，这位立志发出独立声音的知识分子所探讨的话题大多和民生有关，只是其中的部分观点一直被视为禁区，足以让一些知识分子噤若寒暗蝉。
他写过一系列文章探讨如何解决13亿人的看病问题，除了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杜绝药品回扣，改变重治轻防”外，他还建议取缔高干病房、疗养医院。
他一直呼吁改善农民处境，认为农民被一纸户口束缚在农村，进了企业，仍然是农民工，办了工厂，还叫“农民企业家”，中国死守着世界上几乎仅有的户口制度，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却拒绝城市化。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的“官员化财政”造成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北京的高层官员最多，故而获得的国家投资也最多。所以越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户籍改革越难。“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的优势资源，北京户籍背后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期待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福利是不现实的。”胡星斗主张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
他是一些反腐论坛和节目的常客，常在这些场合疾言反腐。他善于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腐败是因为政府机构权力过大，“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
然而，无论如何，在当下中国，胡星斗都算不上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复杂的数据模型，通篇直白，只用数据说话。他很少有宏篇巨论，不少文章都是几百字的豆腐块。在很多人眼里，他更像是一位针砭时弊的杂文家。
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游走于政商两界，一边依附于权力体系，一边与商界相交甚欢。当“身价”成为衡量一位经济学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时，胡星斗与这一切似乎是绝缘的。对他来说，敢讲真话，能发出独立的声音最重要。
他至今仍蜗居在北京理工大学分给他的职工宿舍里。某地领导听说他名气很大，想请他去讲课，结果浏览了一遍他的文章，立马打消了念头。“我那些观点总让有些人看了不大舒服。”
研究弱势群体自己变弱势
胡星斗研究弱势群体，为他们代言，自己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自从走出书斋，耳边不免有各种杂音，有人认为他搞旁门左道，有人说他“不务正业”。
“听说网上也有很多人骂我，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从不去和他们辩论。”不争，是胡星斗一贯秉持的风格。在学校里，他从来不申请各级政府的课题，也从来不要任何奖励。
这个其貌不扬、在公共场合少言寡语的学者，虽一贯温文尔雅，但偶尔也有其金刚怒目的一面。
2009年，他与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官司就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这年3月的一天，胡星斗突然发现其个人网站无法登陆，很快，他收到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来的邮件，称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新网公司称系应苏州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要求关闭了其网站。这时，他才想起在《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一文中批评过在太湖蓝藻事件中当地媒体的表现。
于是，胡星斗给100多位法律界朋友发出邮件，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律师团，最终有35位教授和律师参与进来，先对新网公司发起民事诉讼，然后对苏州网监提起行政诉讼。他还发表了一份《胡星斗关于起诉北京新网公司、苏州网监的声明》，声明中说：“连学者撰文反腐败也可以被任意删除。如果不加以约束，腐败特权利益集团终将把中国逼到悬崖边。为了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为了争取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为了抵抗地方腐败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我们只能起诉，决不能忍声吞气。”
对方多次要求和解，均被胡星斗拒绝。这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案件，最终以胡星斗胜诉告终。那些习惯于被迫在网络空间里搬来搬去的发言者，这一次都受到了意外的鼓舞。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胡星斗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边界，不想让事件无序扩散。在他看来，“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
不过，许多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一些底层百姓把他当知心朋友，他们给胡星斗写信，认为他的文章替他们说了话，有人还把胡星斗的一些文章复印上万份散发给周边的人。
对那些身无分文的弱势群体，胡星斗经常伸以援手，他会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分析研讨，帮受害人摆脱困境。但这位生活并不富裕的学者常常感到有心无力，最近，他在考虑筹建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基金会，让更多的无力者前行。
胡星斗有一个“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的蓝图是：“抛弃封闭、专制和官本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对话胡星斗：现实与理想的纠结
《人物》：在知识分子中，你以敢讲真话而闻名，但我们看到，有这种品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包括全国两会上有人说官员不敢讲真话。你认为现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敢讲真话了？
胡星斗：经过历次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只关心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有的认为国家的前程个人无能为力。但从根本上看，人格的独立必须有财产的独立，中国的科研院所大多是国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体制而生存，否则便会被边缘化。
《人物》：个人网站被关事件后，对你有何触动？有没有影响到你说真话？
胡星斗：那次事件后，我给律师写了委托书，如果我有不测，请他们全权代理我的事情。从古至今，独立知识分子没有好下场，像顾炎武、李贽等。但中国有“士”的传统，我还是喜欢信马由缰，希望发出独立的声音。曾经有官办研究机构邀请我去，我怕影响独立话语权，最后没去。也有人给我打招呼，让我注意点，我没理会，他们就不再打招呼了。我有时会选择不说话，是因为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得差不多了，重复地说，别人会认为我作秀。
《人物》：有人把你当作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你是否认同？
胡星斗：我不认同。我只是关注社会现实，不想做空洞的书斋学问。其实我是一个中派主义——既非左也非右，或既左且右，或者是中间偏右，兼顾左右，我想将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统一起来，推动宪政，达到公平，避免社会陷入长久的动乱。我希望永远做独立的知识分子，政府正确的，适当地表扬；政府错误的，直率地批评。
《人物》：许多知识分子都想通过从政来作为推动社会改革，你想过尝试这条道路吗？
胡星斗：有很多人看了我的文章，认为我敢说话，要联名选我当人大代表，我拒绝了。独立参选在中国很难，更主要的是，我一开始就公开表示不参与政治。我认为能发出独立清醒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人物》：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废除劳教制度、改信访制度为立法申诉制、破除行政垄断、迁都等，都是这些年你提的建议。你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胡星斗：我认为是垄断造成的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比西方垄断危害更烈。因为西方垄断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而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腐败、特权造成的，它不仅造成财富分配不均，还造成法制倒退，防碍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人物》：为什么想成立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基金会？
胡星斗：我们这一辈人会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从底层出来，但是，现在这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名牌大学的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我生在当下，作为打工子弟，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是希望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人物》：生活中的你也是特立独行吗？比如，遇到教育孩子的问题时。
胡星斗：这也是我特纠结的地方。比如，我曾经多次发文抨击各种课外班、特长班，批评教育部门的腐败，但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人依然送他上各种班。我不赞成，但无济于事，孩子也只好被时代裹挟着那样做了。
（《人物》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