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全世界媒体争相报道了一个有2700年历史的马桶。这个马桶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说明了下水管道的历史之悠久，不如说是因为发现它的地点——耶路撒冷。放眼全球，很少有地方像这座古老的中东城市一样，长期开展大量的考古挖掘。如今，耶路撒冷已成为一座飞速发展的大都市，但考古学家每天依然会在这里开展至少十几项挖掘工作。而且，无论这里的考古发现多么平凡，都能吸引媒体的高度关注。没有哪个地方能得到这般待遇。在这里，哪怕一座古老的厕所也能吸引无数人的目光，让人们浮想联翩。
图为耶路撒冷一处考古现场。《环球科学》杂志社供图
1、满是谜题的古城
这里是数十亿人心目中的圣城。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寻宝猎人、狂热的教徒和学者蜂拥而至，想通过挖掘来揭秘圣城的历史。在挖掘古墓和财宝的过程中，这些考古先驱创立了“圣经考古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学者接班成为耶路撒冷考古的主力军，他们虽然不太热衷于维护经本和寻宝，但依然认为宗教文本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价值不亚于考古用的手铲。
然而，尽管已历经超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耶路撒冷仍然给研究人员留下了大量谜题。在耶路撒冷长达5000年的历史中，有许多时期的记载是整段缺失的，包括早期犹太文明发源的时期，还有后来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统治的时期。科学家对这座城市中居民的健康状况、饮食、贸易伙伴，以及他们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都知之甚少。
耶路撒冷之所以留下了这么多未解之谜，是因为考古学家一贯以来执着于研读希伯来经文，而不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来还原历史。直到近些年，他们才开始采用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等技术，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早已把这种技术视为标准手段。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一直专注于从圣经中探寻历朝历代的蛛丝马迹，却迟迟不愿意去费力从一堆堆破旧的文物和遗迹中寻找线索，更全面地了解数千年前耶路撒冷人的日常生活。
现在，研究耶路撒冷的学者正快马加鞭，希望能通过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目标来追赶他们的同行。然而，3种信仰在这座城市中交融，两个民族于此纷争不断，这里的考古学研究仍然像19世纪时那样，与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这种局面给科学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今，耶路撒冷的挖掘工作受到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严格控制。这个机构是一个政府组织，不向该市的巴勒斯坦团队发放考古挖掘许可证，也很少授权外国人从事这些工作。另一方面，利益诉求相反的团体往往同时斥巨资开展挖掘工作。以色列领导人经常援引考古发现来宣扬他们对圣城的主权，但是许多国际组织认为很多区域是被强占的，并谴责在这些区域的一切挖掘行为，无论挖掘者使用的科学方法多么完美。尽管最新的分析技术正逐渐揭秘这座城市的历史，但在如今严峻的现实面前，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与当年先驱们在这里挖下第一铲时的状况别无二致。这就是为什么对研究人员来说，耶路撒冷是一道特殊的难题。这里就像一个熔炉，宗教、政治和科学罕见地交会于此，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则发生激烈的冲突。
耶路撒冷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希腊时期的文物。《环球科学》杂志社供图
2、撕裂的考古研究
19世纪30年代，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际，美国一位名叫爱德华·鲁宾逊的杰出古典学者开始了他的狂热探索。他决定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宗教文本准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他带着圣经作为指南书，还带上了温度计、卷尺、望远镜和3个罗盘，便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寻找那些在他看来“确凿存在的犹太文物古迹”。
鲁宾逊首先着眼于将当时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水井和溪流的名称与文本中所用的名称对应起来，以证明经文中的地理信息是准确的。1841年，他与合作者伊莱·史密斯的著作问世。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都跻身畅销书之列。这类学者的事业改变了中东地区的考古研究格局。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着耶路撒冷和周边的巴勒斯坦地区。1863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拉伯语中对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一种称呼）向一位法国探险家兼参议员颁发了挖掘许可证，这也是官方首次颁发对耶路撒冷的挖掘许可证。苏丹对圣经和科学都不感兴趣，而是希望与参议员的密友、权势强大的拿破仑三世建立良好的关系。很快，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团队也获得了许可，开始对巴勒斯坦各地的古代遗址进行测量、挖掘和分析。这些考古工作并不仅仅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了解历史的目的。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跨越了东欧和非洲之角，欧洲列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希望能在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力和占据统治权。耶路撒冷有重要的基督教堂和圣殿等场所，便于欧洲各国收集情报，并将权力渗透到奥斯曼帝国内部。外交官、军官和间谍陪同宗教学者来到这里，许多人还渴望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找到宝藏。
尽管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西方人关注的还是圣经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也就是从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时起，到公元70年它被罗马人摧毁时止这段上千年的时期，《旧约》和《新约》中的许多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尤其吸引他们的，是在犹太人治下的最初几个世纪内耶路撒冷的历史。这些探险家大多是新教徒，他们在小时候就听说过大卫王的宫殿和所罗门圣殿，还有与犹太教相关的圣物和宝物。约柜是最著名的圣物之一，这是一个镀金的箱子，据说里面装着以色列人领袖摩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刻着十诫法典的石板，传言有魔力。在耶路撒冷，人们对知识、财富和宗教神圣的渴望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从一开始，挖掘者就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挑战。中东的许多古代遗址呈千层饼式结构，也就是年代较近的遗迹盖在年代较远的遗迹上面，但耶路撒冷却不是这样。耶路撒冷古迹的地基和建筑材料都是灰岩。耶路撒冷特有的灰岩在开采出来时质地较软，暴露在空气中后则会硬化并变成金色，这使其成了理想的建筑材料。但灰岩用途的变迁让考古学家的工作变得十分复杂：一块石头可能最初是被犹太人用来建造住房的，但后来却被罗马人重新用来建造圣殿，被阿拉伯人用来建造拱顶，再被十字军劫掠来建造教堂。由于这些建筑中很少使用木材和其他有机材料，所以用依赖这些材料的年轮测年法和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法等现代方法，很难确定建筑结构的建造时间和建造者。
地质构造本身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调查工作的难度。灰岩景观天然就是脆弱的，容易形成地下洞穴和溪流。在耶路撒冷，数千年的采石和破坏已导致岩石严重破碎化。那些看起来坚固的岩石，实际上是一种叠瓦状构造的粗砾沉积物，可能会突然坍塌。19世纪60年代，一名英国挖掘者就曾抱怨说：“这些沉积物会像洪水一样突然涌进来，掩埋我们的工具，有时还会掩埋工人。”从那以后，考古学家一直在被这个问题困扰。就在2018年，一处考古挖掘现场就曾发生塌方，产生了数吨岩石碎片。
地面上的人也干扰着考古工作。与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等古代遗址不同，耶路撒冷现在依然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这里密密麻麻的教堂和神殿吸引着源源不断的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前来朝圣。即便只是在这里挖一个洞，都会被视为无礼行为甚至是公然的侵犯。1863年，在那位法国参议员第一次对城里的一座犹太人陵墓进行合法挖掘后，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几年后，英国人的挖掘也引来了穆斯林的担心，他们觉得英国人想要破坏耶路撒冷卫城的城墙。这座卫城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则称之为崇高圣所。当时，探险队队长为了开路，使用了火药炸开地下的岩石，所以这种担忧虽然听上去很怪异，但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那以后，耶路撒冷的挖掘工作便不时引发示威游行和血腥暴乱，甚至引起国际危机，挖掘者则会遭到袭击和追捕。想到耶路撒冷进行考古研究，首先要胆子够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到了1948年，英国放弃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犹太和阿拉伯势力继续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在以色列独立后，其首都定为西耶路撒冷。另一方面，约旦军队控制了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旧城和大部分古代遗址、神殿都在这一区域内。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征服了东耶路撒冷并将其并入首都。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以色列侵占了他国领土，但这场战争使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
从那之后，以色列犹太人不仅可以改造耶路撒冷的地面景观，还终于有了机会一窥这座城市地下的秘密。鲁宾逊和他的多数继任者都是基督徒，新一代的圣经考古学家却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对证明宗教文本是真理这一点几乎没有兴趣。但他们又是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历史着迷，并且认为圣经是指引他们建立新家园的基础。
著名考古学家、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前校长本杰明·马扎尔和他的同事在考古中发现了豪华的别墅、宏伟的大道，甚至是古代最令人震撼的人行天桥，这些遗迹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元年前后大希律王及其继承者的时代。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埃隆曾在1971年写道：“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以色列考古工作者都不仅仅是在挖掘文物和研究历史，更是在通过寻找他们文明的根源而获取归属感。”这些发现还引起了以色列政界人士的注意——耶路撒冷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所以他们会迅速引用这些物证，来支持以色列对这座圣城的主权。巴勒斯坦人谴责这样的挖掘工作服务于政治目的、歪曲了科学研究，着重宣传犹太人的历史，却忽视了古老的迦南人，以及后来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座城市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欧洲和北美的考古学家正在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和前沿科技。这些学者并没有专注于挖掘纪念性建筑、高质量文物和与古代君王相关的物证，而是试图更多地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民族间的贸易路线，以及物质文化的变迁所揭示的社会变化。得益于新技术，这些研究人员可以更精确地测定文物的年代，结合对遗址出土物的仔细筛选，他们就能获得代表性的文物，以此揭示古代当地居民的饮食、疾病、商业活动和宗教仪式。
图为耶路撒冷。《环球科学》杂志社供图
3、采用前沿技术
实际上，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开展现场工作的方式在悄然改变。在阐述自己对耶路撒冷历史的理论时，学者不再引经据典，而是凭有力的数据来说话。每挖出一桶泥土，学者都会进行筛选，仔细清点鱼骨数量、分辨出植物种子，并从微小的陶土碎片上寻找和行政事务有关的印，这些印可能蕴含了与贸易和政权有关的关键信息。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家芬克尔斯坦正在推动配备研究设施，以便开展各种考古学分析，例如确定杯底残留物的性质、研究从厕所中取得的样品，还有了解当时困扰居民的疾病。
埃拉特·马扎尔挖到建筑遗迹的那块地的西侧曾经是一片停车场，在这里开展的考古工作很好地体现了考古学家工作方式的转变。特拉维夫大学的尤瓦尔·加多说：“在耶路撒冷进行考古时，研究者完全没有充分利用那些重要的科学手段。”自2017年以来，他和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伊夫塔·沙莱夫一直在忙着发掘一处遗址，这处遗址的大小大致相当于城市中的一个街区，其地层断面中出土的文物年代跨越上千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阿拉伯穆斯林统治这座城市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这样的断面在耶路撒冷很罕见。
在其中一项工作中，研究者使用了一种新技术来绘制地磁场的变化图，以确定遗址中一些关键结构被破坏的程度和速度。他们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一座倒塌于公元前6世纪的大型行政建筑，结果表明这座建筑是突然发生燃烧和倒塌的，并非经受了多场小规模火灾和逐渐破败。圣经中详细描述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摧毁犹太人城市的重大事件，而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与圣经的记载一致。
然而对于在接下来4个世纪里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直到不久之前，研究者都几乎完全是通过宗教文本来了解的，因为除了一些陶器碎片以外，他们并未发现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物。在这段时期里，先是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人，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又吞并了波斯政权，创造了一段希腊化时期。
利用现代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团队揭秘了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历史。例如，在对挖掘出的沉积物进行仔细筛选后，他们发现在建筑废墟中有微小的蝙蝠骨头，表明这里的建筑曾经被遗弃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有难民悄悄地返回此地。研究团队还发现，不论是在公元前586年风云突变之前，还是在那之后，犹太人都在从尼罗河流域进口鱼。直到很多年以后，进口规模才缩小，可能是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各个希腊化王国之间相互争斗、战火纷飞，打断了贸易往来。
以往的圣经考古学研究是完全无法呈现这种层次的细节的。“掌握地层研究方法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研究古人的饮食习惯等问题”，加多说，“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挖掘一所住宅来分析一个家庭的饮食习惯，并了解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此外，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犹太民族是闭塞的，他们围绕一神论的信仰兴建和供奉神殿，遵循严格的饮食戒律，对动物和人物形象也有诸多禁忌。但在对从这片停车场出土的文物进行分析后，结果变得更为微妙了。产自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黄杨木表明，耶路撒冷与外界的贸易联系相当广泛。还有一件波斯时期的器皿，上面有埃及神的面孔，曾被认为是埃及或腓尼基商人进口的商品，后来被证明是在耶路撒冷或附近地区制造的，这表明有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在这座城市安家落户，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传统。
同样，居民们的饮食禁忌也不符合学者心中犹太人的典型特征。2021年6月，《近东考古学》上的一篇论文详细地描述了一具完整的猪骨架，它出土的地点看起来曾是犹太人的住所，离耶路撒冷卫城不远，而在卫城里曾经耸立着犹太教的神殿。研究人员由此推断，在这座犹大王国的都城，不仅中心地区的人们食用猪肉，而且城内还饲养了肉猪。尽管在这片旧停车场的挖掘工作主要关注圣经所描述的时代，但研究人员也研究了其他历史时期，比如研究一座罗马式和拜占庭式别墅，以及从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使用的一间厕所中取样，以确定祸害当时居民的寄生虫究竟是什么。
这些新的考古学方法重视科学技术，意味着在考古现场进行的工作减少了，更多的工作要在实验室里完成，比如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系大楼的地下实验室。研究中的国际合作也变得更加普遍，过去研究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以色列犹太人，而现在有更多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生参与研究，为以色列研究人员建立了与外部世界的重要联系。以色列本国的考古学家还与位于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合作，收集了大量放射性碳样品，以获得更准确的耶路撒冷历史纪年表。
虽然耶路撒冷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已经更新换代，但旧城内部和周边地区的挖掘工作仍然总会引发争议。例如，在这片停车场的挖掘工作就惹怒了阿拉伯房主，他们将项目组告上了法庭，指控说挖掘工作威胁到了他们在考古坑两侧的房屋。而且，这个坑本身将用作一个大型游客中心的地下室，由一个备受争议的右翼犹太组织拥有和运营。加多坚持认为：“耶路撒冷应该像雅典和罗马一样被开发。”但与这两座古都不同，耶路撒冷如今仍然处在冲突的中心，这种冲突不仅是当今全世界的一大难题，还时常引发暴力事件。虽然耶路撒冷的考古研究可能已经逐渐采用科学手段，但想要在这里进行大规模挖掘，仍然很难回避宗教和政治问题。考古学家格林伯格说：“进行再多筛选，清点再多碎片，考证再多经文，分析再多古DNA，都无法改变这种复杂的局面。”
4、传统势力复兴
圣经对耶路撒冷和整个以色列的考古挖掘工作有着持久的影响。任何与圣经中那段耶路撒冷的千年历史有关的发现，都必定会被媒体报道。报道反过来又可以为挖掘工作引来捐款，而挖掘工作往往复杂而且成本高昂，在耶路撒冷更是如此，因此这些捐款非常重要。埃拉特·马扎尔去世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优素福·加芬克尔接过了她的班。加芬克尔近期刚刚在城外完成了一系列挖掘工作，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他坚称：“我们发现了历史上的大卫王国，它有固若金汤的城池，还有自己的文字和行政系统。”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例如芬克尔斯坦就指出，这些定居点只存在了几十年，并不能直接反映耶路撒冷本身的规模或地位。近年来，在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的关键遗址的年代问题上，芬克尔斯坦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已经缩小到了几十年，但加芬克尔的工作让学者重新开始争论，在以色列人刚抵达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是什么样子。
在芬克尔斯坦看来，传统的圣经考古学东山再起，这让他感到不安。他希望跳出思维定式，不再执迷于证明某个君王曾经存在，而是在更广的整个古代中东的背景下，考虑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分析耶路撒冷的历史。但他说：“保守派学者的浪潮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埃拉特·马扎尔和加芬克尔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这相当令人沮丧。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斗。”
为了对抗这一趋势，去年秋天，芬克尔斯坦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启动了一个新的考古学项目，这个项目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将着重发展前沿科学、加强国际合作和开展博物馆研究。他还说：“当然，这场战斗不只局限于考古学领域。”以色列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地方，这些分歧反映在研究和政治上。证明圣经的准确性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还是更广泛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人基本上是旁观者。巴勒斯坦大学考古学家朱贝认为，究其根本，他们被边缘化不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因为那些痴迷于《旧约》的西方基督徒，例如鲁宾逊。正因如此，“耶路撒冷是世界上被挖掘最多的遗址，它现在向我们呈现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朱贝说，但他也指出，“然而，我认为最终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客观地反映耶路撒冷的历史，那就是科学。”在当今这个充满“另类事实”的世界里，朱贝的想法令人欣慰。然而，在这座被冲突所割裂的城市中，要想让科学找到立足之地，无疑任重道远。
（《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