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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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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器 |
从马家浜到崧泽到良渚，各地的物质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是出土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步伐
考古学家用“马崧良”来简称马家浜、崧泽和良渚三个早期江南史前文化。严文明写过一首《良渚颂》，其中有“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的句子。良渚古城遗址被学者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事实上，良渚文明并非横空出世，从崧泽到良渚的演进过程与模式，是江苏、上海、安徽等多地考古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寻重心，而这也是破译江南史前文明的密码。
文人雅士笔下的江南，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范围，但自从苏（州）、松（阳）、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核心区域形成后，就一直是全国最为富庶的“狭义江南”的代表，而这个区块恰恰也是考古工作者用力最勤、发现史前文化最密集的区域。如果你从上海出发，用一周多的时间便可把苏州、常州、南京、湖州、杭州、嘉兴等环太湖流域城市周边的史前遗址和主要博物馆饱览一番，可以感知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各地区文化的演进汇聚。
崧泽文化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迄今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发现的包含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已经很多。进入21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距离长江只有2公里，离刚刚获得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黄泗浦遗址不远。2008年、2009年南京博物院曾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目前当地正在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我们有机会进入遗址内部观看。除去一些更早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更晚时期的马桥文化遗存，东山村遗址主要揭露出多座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墓长普遍在3米左右，宽1.6米左右，单个墓葬随葬品数量大多在30件以上，陶器种类丰富，代表墓主身份与经济实力的随葬玉器数量多、类型丰富。如编号为M90、被称为“崧泽王”的早期大墓，随葬品数量达50多件，包括5件大型石钺，玉镯、玉璜、玉玦、玉饰件等多种玉器和鼎、豆、鬶（guī）等多件陶器，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最多的。
考古队领队周润垦向我们介绍说，东山村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东部主要是小型墓葬遗址，中部为多座房址建筑区，西部主要是大型墓葬。高等级墓群与小型墓严格分离，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5700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比中原仰韶文化的社会分化开始得要早。
东山村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可以拿它跟良渚的反山大墓进行比较。反山9座墓葬出土的玉器比东山村种类更多，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现了玉琮、玉璧、三叉形器等具有更深刻精神内涵的玉器类型。
浙江嘉兴是马家浜遗址所在地。马家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在嘉兴博物馆可以看到马家浜文化的主要面貌。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显示那时的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大量出土。制陶业似乎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夹砂陶制品，泥质陶器很少，素面不加装饰的居多。炉箅（bì）、宽檐陶釜、圈足豆是马家浜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器物。玉石器制造技术较为领先，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块、玉璜、玉镯等装饰品，这应该是之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先声。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从马家浜到崧泽到良渚，环太湖领域的史前文化虽然发展并不平衡，但各地文化的物质特征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是出土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步伐。琢玉开始于先民对玉石的简单审美，但伴随文明的进程，逐渐从偏向装饰性且造型单一的玉玦、玉璜向蕴含着复杂礼仪性的玉璧、玉琮等玉礼器演进，最终在良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良渚文化的神徽图案在整个太湖流域分布广泛，图案与工艺也非常一致，那纤如发丝的雕刻线条和密布的卷云纹，简约的平面像和节面转角立体像完美结合，显示当时的玉器生产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阶段，而玉礼器也成为一个复杂社会构建信仰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
也许大家都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如果说，崧泽文化利用太湖流域广阔的地域空间、优越的地理条件，同化了长江下游各地区文化，形成了一个“崧泽文化圈”，那么这一文化又是如何演进到更加高级的良渚文明呢？我们在余杭良渚见到的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和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十数条大坝组成的完备水利系统，在良渚文化影响的其它区域是否也会存在？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进一步的考古。比如前几年的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启动于2017年的“考古中国”项目就有“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这样的重点课题，希望能够解决从崧泽到良渚的文明模式转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