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沟、神农架、可可西里……这些世界自然遗产，因被公认为“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被称作“人类献给未来的礼物”。
为了保护这些“未来的礼物”，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启动世界遗产评定和保护工作。其中，对于世界自然遗产评定共有四项标准，分别为具有绝妙自然景色的自然美标准、代表地球演化发展阶段的地质历史标准、完整的生态系统标准以及重要濒危物种栖息地标准。
“除了自然美标准外，其他三项标准是评定世界自然遗产的必要条件，只要符合三项标准其中一项，就可以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闻丞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必要的三项评定标准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
自然遗产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世界名片”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因具有世界上最多样、富饶的湿地生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迁徙鸟类提供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资源。许多濒危物种在此停歇、过冬、繁殖，包括全球仅存数百只的勺嘴鹬，仅存数千只的丹顶鹤、白鹤，以及全球几乎所有的小青脚鹬、大滨鹬和大杓鹬。
2019年7月5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委员国一致认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赞赏中国政府在沿海湿地保护取得的进展成就，以及为推动候鸟迁徙路线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作的努力。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也成为我国第14个世界自然遗产。据国家林草局数据，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拥有14项世界自然遗产、4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均位列世界第一。
不仅是数量第一，中国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成效也得到了国际认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评估报告《2020年世界遗产展望》显示，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状况处于“好”和“较好”的比例为63%，中国比例为89%；全球处于危急状况的比例为 7%，中国为0。中国18处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总体保护状况良好，无濒危状态遗产地。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整体保护状况明显优于国际平均水平。
“我国绝大部分自然遗产地受到良好保护，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多个旗舰物种的数量显著升高。在三江并流各自然保护地申报自然遗产前，云南滇金丝猴数量仅有1000余只。保护区申遗成功后，各级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不断协同努力开展滇金丝猴保护工作。目前，滇金丝猴数量已经增加到3000余只。”闻丞介绍。
2021年，“云南滇金丝猴全境保护”入选《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成为向全球推介生态与发展共赢的“中国方案”。
以生物多样性相关标准申遗潜力巨大
从十年前开始，闻丞和他的同事就开展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研究，后续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生物多样性类自然遗产价值评估研究工作。研究团队对中国每平方公里国土空间鸟类、兽类分布以及栖息地类型变化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并绘制了一张中国“生物多样性地图”。
“那些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价值最高的地区，就可能具备申遗潜力。”闻丞解释说。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新疆地区的天山两翼，西藏地区东南部，横断山区尤其是其东北部、东部和南部，云南哀牢山尤其是红河及其以西、以南的原生林斑块，是鸟类和哺乳动物重要的栖息地，能被视作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广袤的青藏高原北部，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则是大型哺乳动物尤其是大型食肉动物和有蹄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同样也可认定为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
“高潜力区基本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闻丞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和人口学中描述中国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分界线，同样也适用于观察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的分布特点。‘胡焕庸线’以西区域，具备完整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动植物种群，且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轻，可以认定为生物多样性申遗潜力区。”
但这并不代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不存在申遗可能。恰恰相反，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的中国东部和南方各地，事实上也存有许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同样具备以生物多样性标准申遗的潜力。
“一个地区水热条件越好，生物质产量越高，就容易形成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化程度也越高。但水热条件好的区域，往往也容易聚集人口，发展城市，建立文明。”闻丞介绍，“据历史记载，河南、广东、广西等地都曾有象群记录，这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东部、南部地区曾经有较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
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对立
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南部地区目前仍具有巨大的生物多样性承载力和恢复潜力。
闻丞坦言，“即便在人类活动强度很大的区域，只要具备一定自然恢复的条件，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北京，正在探索生物多样性恢复实践。
2018年7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发布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北京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4290平方公里，占北京市域总面积的26.1%，这其中包含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重要河流湿地4种类型。从空间分布来看，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呈现为“两屏两带”格局。“两屏”指北部燕山生态屏障和西部太行山生态屏障；“两带”为永定河沿线生态防护带、潮白河—古运河沿线生态保护带。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不涉及城市建成区。但此次北京市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河道以及周围的绿地纳入生态红线范围，就是考虑到这些区域具备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恢复潜力，且恢复的都是濒危物种，生态价值巨大。”闻丞解释说。
光划定红线还不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首先要评估地区本底状况、生物多样性潜力，复盘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组分，再由此确定该地区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目标物种，制定目标物种生存繁衍的方案，最后通过微地形改造、动植物重引回、增殖放流等技术手段实现目标物种的种群恢复。”闻丞介绍说。
闻丞参与并见证了北京市通州区萧太后河的水生态恢复工作。原先以鲫鱼为单一优势种，水生态结构单一的萧太后河逐渐恢复了稳定完整的生态结构：黑壳虾躲在浓密的水草床中、各种水生昆虫数量喜人、顶级肉食性鱼类——鲶鱼现身河道。
《2021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指出，2021年北京市生物多样性调查实地记录了65种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群系，2020—2021年累计记录94种。阶段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物种3702种，2020—2021年累计记录6283种。实地记录北京新记录物种17种，其中中国新记录物种6种，均为大型真菌。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北京正在朝着“打造全球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的目标迈进。
“我们希望逐步恢复中国生物多样性体系，再现《诗经》记载的生态图景，实现美丽中国梦。”对于接下来的工作，闻丞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