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解析 报纸副刊圆桌研讨
2020-11-11 15:14    来源:中国记者    点击: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解析

报纸副刊圆桌研讨

  嘉 宾

  彭程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夏宇华

  中国新闻社政文部主任、本届中国新闻奖评委

  许向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本届中国新闻奖评委

  张国

  中国青年报青年编委会负责人

  毛东红

  中国纪检监察报文化周刊部副主任

  主持人语

  姜锦铭

  新华每日电讯社

  副刊部副主任

  报纸副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副刊最早被称为“副张或附张”,但它毕竟又不同于其他专门刊登文艺作品的平台或书籍,它还是有新闻的底色,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当新媒体时代呼啸而至时,一纸风行便不再。当报纸都显凋零的境况下,讨论副刊有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味道。越过喧嚣和悲观,副刊人仍在坚守阵地。当新闻通过新媒体即时播报时,副刊反而因其独特内容而更需要慢慢咀嚼,以前看来是缺点,现在也许正是它的优长。

  在新媒体环境下,副刊如何“守正创新”,如何赓续百年来积聚下来的传统,如何以这个时代必需的方式留下这个时代独特的内容。借由中国新闻奖出炉的契机,邀请到一线副刊人和学界专家,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副刊作品今年一等奖空缺,看来是宁缺勿滥的标准在起作用,这种标准究竟是什么?

  张 国:以往,在中国新闻奖的不同类别下,也有过奖项空缺的情况。这显然是评委在投票过程中对作品没有达成共识。我认为宁缺毋滥是对的,不能“分猪肉”,否则将损伤评奖的权威性。

  夏宇华:我觉得这个结果并不算特别意外。在新媒体冲击下,新闻副刊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报到都市报,都在努力探索副刊“复兴之路”,但总体感觉效果并不明显。有些媒体尝试用追新闻热点的方式来办副刊,副刊版面与新闻版面之间的界线变得有些模糊,像报告文学这样的副刊作品变得更像是通讯类的新闻作品,政治性和新闻性强化了,而副刊作品更应具备的文学性或艺术性明显下降。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等奖空缺的原因之一。

  毛东红:中国新闻奖作为业内规格最高的奖项,评选标准是很严格的。对文字类作品,不但要评价其新闻性、思想性、导向性,还要兼顾其他一些规范,比如是不是符合语法规范,是不是符合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等等。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明确要求,对有语法、文字差错,数字、标点使用不当的作品,不得获一等奖。

  报纸副刊作品能够参加中国新闻奖评选,说明它同样是新闻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新闻作品。而且,评价一篇副刊作品,不但要看作者的文学表达,更要看编辑的专业水准,而后者实际也是一种媒体素养。综上考虑,副刊作品的参评,同样要执行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我们注意到,今年获奖的副刊作品中有几篇单论艺术性都是很优秀的作品,它们与一等奖失之交臂,可能正是因为编辑环节出了纰漏。

  许向东:要求时代感强;体现思想性、新闻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格调高雅、特色鲜明,文笔还要生动。

  主持人:从获奖的几篇副刊作品看,它们的共同点有哪些?

  彭 程:从获奖副刊作品的内容方面来看,大都是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如报告文学《红都脱贫记》描绘了江西瑞金革命老区在党的扶贫政策激励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报告文学《小红旗的故事》展现了新时期企业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带来的突出成就。报告文学《老兵》艺术而真实地还原了一个“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对党和人民始终无比忠诚的革命军人的本色形象。著名作家王愿坚遗孀翁亚尼女士的散文《习主席送我两本书》,描绘了习主席对部队文艺工作者和他们亲人的关怀,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心系人民群众的真实体现。报告文学《地震孤儿的十年回家路》讲述了将近700位四川地震孤儿,备受创伤的心灵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爱护下得到修复与重建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弘扬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价值导向性。《让璀璨星光,照亮我们的心空》是一篇具有浓郁文化意味的时评,作者从杭州市划出“黑天空保护区”防止光污染对生态环境和星空的影响获得启发,进而思考了什么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给城市留一片看星星的天空,就是给居民的心灵留一片休憩和反思的空间。”这样的关注和思索,充溢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时代的浮躁喧嚣中具有让心灵沉静、让精神升华的作用。

  张 国:一个共同点是选题,多是时代性较强的作品。比如脱贫攻坚、反腐倡廉这种主题,是在某个时期特征非常明显的。这些时代课题会影响到作者的选题,而从评选结果来看,评委可能也比较欣赏大主题下的微观记录。我猜测,可能一篇文章的“现实价值”是获奖与否的重要因素。并不是说要求副刊作品强调新闻事实的“时效性”,但强调的可能是“现实价值”。在副刊上,常见一些闲适素雅的小品,写得很好,自有其市场,但在参评新闻奖时,可能“以小见大”更有优势一些。

  夏宇华:这次获奖的几篇副刊作品共同特点是紧扣时代主旋律,特别是获二等奖的三篇作品充满正能量。正能量作品要想吸引读者必须有感人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和平实优美的文学性语言表达。三篇二等奖作品在讲故事方面都可圈可点,如:《红都脱贫记》中一位老人把他的存折交给扶贫干部保管,体现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浓浓情意;《小红旗的故事》则从一位德国工程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展开,用小切口展示背后的大主题;著名作家王愿坚的夫人翁尼亚写的《习主席送我两本书》则以习主席送的两本书为由头讲述当年王愿坚与习主席交往的感人故事。

  毛东红:发挥报纸副刊的优势与传统,讲好中国故事,是这几篇作品的共同点。之所以说它们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因为它们接地气,植根中国大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体现了新时代的精气神。

  许向东:题材重大,具有正向价值,主题体现时代的进步,思想上有一定高度,笔法细腻,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有较强感染力。

  主持人:二等奖几篇作品内容的基调都是正能量的红色基调,这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如何吸引读者。

  彭 程:这些充满红色意蕴的作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读者具有某种天然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要真正体现出来、落到实处,不仅要凭借其思想理念的正确和深刻,更需要借助生动的文学表达。说到底,副刊作品可以说是一类以新闻媒体作为平台和依托的文学作品,因此对它们的衡量标准首先也应该是文学的,包括匠心独具的结构布局,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生动流畅的语言表达,等等。

  当然,如果仔细辨识起来,以新闻纸为载体的副刊作品和纯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也还是有着较明显的不同,如前者在选材上更侧重于对社会性重大主题的关注、更立足于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但既然作为文学作品,它仍然也体现最本质的文学特性、遵循最基本的文学表达规律。这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大公约数。

  张 国:“正能量”不等于与读者有距离。怎样讲好故事、让自己的故事有吸引力更加重要。有些作品陷入套路,刻意去教训人,变着法想要去感动人,反而落了下风,效果适得其反。不管什么题材,关键是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具有受众意识。不管什么基调,首先要有可读性,要说人话。

  毛东红:红色基调,既要体现“红色”,更要体现“基调”。红色是内容,基调是形式。要把红色基调充分表达出来,必须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深入开掘。体现在表现手法上,语言要大众化,质朴、生动,与文章的红色主题、革命精神相匹配。其次,讲故事的方式也要吸引人,要从中华民族丰富的文艺宝库中学习表达的技巧,把人物形象塑造好,把故事情节设计好。此外,还要创新表达,结合新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特点讲故事,争取让一个好故事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

  许向东:选题具有时代感、话题性,题材“过硬”,表述“好看”。作者深入一线挖掘故事,在人物刻画上采用白描和纪实手法,文章既有思想高度,又有故事性,有细节有真情,体现了新闻与文学的高度结合。

  主持人:副刊的产生是区别报纸正刊的新闻作品,它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和洞见,以及文本上的美感享受,请请结合获奖作品点评一下。

  彭 程:以获得二等奖的报告文学《地震孤儿的十年回家路》为例,这篇作品刊发于“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当日,讲述了“安康家园”公益项目救助的地震孤儿们的故事。它以“回家”为线索,写出了在10年间这几百个孩子在社会各界爱心的呵护下,最后找到“家”,开启新的人生的心路历程。作品透过安康爸爸胡源忠、安康妈妈李书曼的视角讲述,重点对相聚当天的大场景和人物情感细节进行描写,以呈现在安康家园10年中,地震孤儿们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爱护下,重构“家”的概念。这样的创作角度,既突出了鲜明的当下性,也有效地化解和规避了采写过程中可能对地震孤儿们产生的“二次伤害”。作品基调高昂,文笔细腻有力,感人至深。其他几篇获奖作品,也各有自己的审美观照和艺术表达上的独特之处。

  张 国:以《江西日报》的《红都脱贫记》为例,一个很“红色基调”的选题,瑞金脱贫的故事。作者用了一些有意味的细节,不断去作今夕对照,让故事更具纵深感。比如说,一个村庄叫华屋村,村里有17棵80多年的松树,是当年17位“红军后生”回到家乡按照习俗在祠堂后的蛤蟆岭上种的。后生们随着红军一去不回了,但他们的松树却高大挺拔。文中写贫困对干部的触动,用了市委书记的视角,但没有官话套话,讲了他的一件小事:在当年瑞金第一任县委书记邓希平烈士家里探视,在这位烈士墓前思考,被贫困所触动,被前辈所感染,回到办公室请人制作了一块铭牌放在桌上,朝外的一面写着“请先谈脱贫攻坚工作”,冲自己的一面写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的描写,比讲一番大道理更易于让人接受。

  毛东红:我个人比较喜欢《解放日报》的《小红旗的故事》、《邢台日报》的《老兵》,这两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体现当下报纸副刊作品的品质与特色。报纸副刊作品写真实的人物与故事,必须要考虑文学性、艺术性,在叙述故事时,作者要善于剪裁,选取最典型的情节去建立情感线,因此故事的情节,既是一条故事线,同时也是一条情感线。善于讲故事的作者,也善于把读者带入他精心设计的情感线里,读者跟着作者,进入一个场景,逐渐熟悉了故事中的人和事,同时也与作者进行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对故事的价值产生认同,对人物的精神产生共鸣。

  《小红旗的故事》写上海大众汽车党支部争先创优的群像,《老兵》写一名隐姓埋名回乡务农的英模老兵。两篇文章的作者都对他要写作的人物进行了深入采访,能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人物性格、心理进行了细致研究,比如《小红旗》里程迎潮立志爱拼敢闯,立志要为本土汽车工业争口气;《老兵》恪守纪律,珍惜军人荣耀以致倔强得有些不近人情。基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两篇文章都没有采取线性叙述,而是运用类似影像表达的多种叙述手段,让情节跟着主题走,跟着情感走,移步换景,腾挪跌宕,通过营造悬念来铺陈故事,把主要人物立了起来,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主持人:以前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渠道珍贵,但现在新媒体环境,个人发表文字的渠道非常多,办好副刊面临很大挑战,诸位有何高见让副刊办得更好?

  夏宇华: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的新闻副刊确实面临巨大挑战,唯一出路是走媒体融合之路。应该把副刊办到网上,办到移动平台上,下更多功夫研究新媒体受众的特点,通过微博等展示优秀的副刊作品,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同时,利用新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集纳来自“民间”的优秀作品,加工成适合纸媒传播的副刊作品在报端呈现,报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毛东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个认识误区,纸媒时代,投稿主要靠邮递,副刊编辑编选稿件首先要拆读来稿,囿于人力和编辑流程,可能会出现一些优质稿件得不到及时编发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要忘了,纸媒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大量文学爱好者是各大报纸副刊的忠实拥趸,一篇优秀作品,即便没有在这家报纸副刊刊发,很可能不久就会辗转在另一家报纸的副刊刊出。据我所知,当今中国文坛活跃的大多数作家都有副刊投稿的经历,甚至很多是被报纸副刊编辑发现,受到鼓励,进而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才逐步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

  个人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如果新媒体文字产品长期缺乏编辑介入,其混乱的文字表达将会对语言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恶劣影响。所以谈到如何办好副刊,我觉得,当下副刊人还是要戒浮戒躁坚守阵地。再优秀的文字作品也需要编辑。中国副刊历史悠久,积累了优良的编辑传统,持续培养着优秀的编辑人才,我们必须把传统发扬好,把人才培养好。当然,副刊也需要考虑新媒体传播,这是新媒体变革决定的,同时也是副刊的传统决定的。就像中国新闻奖评选的优秀副刊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副刊编辑们一直在进步,副刊作品没有缺席这个时代。

  许向东:能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般都要经过多重把关和筛选,在思想水平、内容质量上或要优于网络平台的文章。报纸副刊有其专业人才优势,有着高质量的作者队伍,高度和水平决定影响力。此外,除了在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推广,还可以与其他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合作,使一篇优秀作品能够实现多渠道多平台推送。

  主持人:按说长和短不是问题,都可以写出好文章,但在评奖的时候,字数是不是有很严格的限制?

  彭 程:据我所知,中国新闻奖评奖历来对参评稿件的篇幅、字数有着颇为严格的、可以称之为刚性的要求。我想,这种规定,是为了倡导生动简洁的文风,言之有物,避免冗赘啰嗦。从实践来看,这种限制所产生的效果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张 国:中国新闻奖是同等条件下鼓励更短篇幅作品的,这样的导向很对。但是现在评审细则比较机械地来限定字数,反而把不少优秀作品排除在外。

  建议对所有奖项类别作品的篇幅限制不要那么严格。电影评奖中,对长片的时间是不做限制的,不会要求导演拍一个“100分钟”或“120分钟”的作品,多一分多一秒都不可以。

  夏宇华:至于作品篇幅,我个人觉得不论是什么体裁的作品都无需作出硬性规定。长短本身就是个相对的概念,如果空洞无物,哪怕是一句话也太长,如果是一篇故事感人、细节生动、节奏明快的美文,再长也不是问题。

  毛东红:报纸是有固定容量的媒体,不但评奖对字数有限制,据我所知,很多报纸副刊的栏目对稿件字数也有相对固定的要求。为什么一些副刊的专栏能够成为名专栏,为什么一些副刊能够成为名副刊,或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有相对固定的选稿标准也是它们被读者认可的一个理由。

  编 辑 张 垒 leizhangbox@163.com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二等奖

  《红都脱贫记》

  【作者体会】

  张天清

  江西日报社总编辑

  李滇敏

  江西日报社副刊部副主任

  张晶

  江西日报社总编办副主任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我们走过的那些“最红”“最穷”的地方,记得我们采访过的那些干部、群众,记得我们看过的那些安置点、产业园……

  在黄柏乡龙湖村村路旁的脐橙园里,我们跟着邓大庆干活。老邓很高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当年因病致贫的无奈,被定为贫困户的愤怒和羞愧,之后在扶贫干部帮助下,咬紧牙关奋力脱贫的艰辛……老邓的豪言壮语和灿烂笑容特别可爱,在阳光下像一首抒情诗。

  为了采访拔英乡林珍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邱新发,我们翻山越岭,来到隐蔽在拔英乡大富村珠长洞小组后山上的竹林鸡舍。邱新华不喜多言,我们就跟着他在小溪边、树底下、草窠里捡鸡蛋,闲闲地聊。我们注意到他胸前佩着党徽,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年他被市里乡里村里的党员干部感动了,写了入党申请书,一年前也成了一名新党员。“世上还有谁会把别人过日子的事情看得比自家的日子更重要呢?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中透出来的那种真挚,让我们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动。

  十多天时间里,我们没黑没白地忙。有同事说,井冈山脱贫在前,“第一个”才是最有新闻价值的。一般而言,确实如此。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瑞金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意义。它是红都,新中国就是从这里出发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都脱贫,意义何其重大!

  同行点评

  虞金星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的六篇报纸副刊作品,包括四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副刊中显得最“新闻”的体裁之一。毕竟,文学领域的“报告文学”与新闻领域的“通讯”体裁的论辩,一直是学界、业界的热门“理论题”。今年获奖报告文学的明显特点,是自时事中取材。《红都脱贫记》《小红旗的故事》《老兵》《地震孤儿的10年回家路》或以瑞金为对象写脱贫攻坚,或以上汽大众为对象展现合资企业的党建,也有写的是战功赫赫的老兵退伍回乡后隐功蛰居三十七年、持守信念的故事,或以对震后公益项目“安康家园”的回访,写汶川震后十年更广泛意义上的修复与重建。这些题材,虽不是今日事明日见报的即时新闻,却都在近年甚至今年人们关注的焦点视野里。

  不过,话说回来,题材的选择见功力,也重要,却未必是报告文学作为副刊体裁的竞争力所在。新闻体裁对时事题材的选择更是当行本色。甚至文学手法的使用也未必是报告文学的专属了。近年来,新闻写作借鉴文学技巧提升阅读接受效果的,不乏其例。在新闻奖的领域中,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体量和形式的结合上——短则四五千、长则七八千字的体量,辅以文学视角观察、解析时代的加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把大事写小,把小事写好,是报告文学作为副刊作品体裁真正比拼功力的地方。回想起上一届获奖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高山仰止》对文学语言的张弛使用,《洄游中国》见人所未见地关注当下的“海归潮”,《生命的选择》关注人们了解较少的器官捐献移植,不能不说,我们还可以对未来的副刊报告文学作品有更多题材选择与品质上的期待。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三等奖

  【作者体会】

  孟志斌

  邢台日报副总编辑

  一、站在时代维度审视英雄特质

  原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英雄营”二营老兵吴洪甫,当年两次参与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其战绩开创了我军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历史,曾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可这样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退伍后却“深埋功与名”长达37年之久。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新时代的历史维度上审视这一典型人物,其战时壮举与隐退后的惨淡生活形成的巨大落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而其背后坚定的信仰支撑则令人钦敬。作者团队经过反复讨论,逐步厘清吴洪甫这名典型的定位:英雄精神体现在狭路相逢时的亮剑决胜,也体现在沉寂时对信念操守的执著坚守;吴洪甫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品质。而新时代正需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特质。

  二、在深透发掘中还原英雄样态

  根据事实描述事实,不拔高,不走偏,是报道人物典型一项重要原则。在吴洪甫的采访报道中,记者从多个渠道搜集背景素材,深入广宗县槐窝村实地采访吴洪甫及其家属、战友、乡邻;为求准确,记者还联系吴洪甫所在部队、武装部门、政府部门核实情况。通过穿越历史长河,发掘出最能体现英雄品质的故事情节,艺术而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老兵形象。

  三、在放大传播中弘扬英雄精神

  在文稿写作过程中,邢台日报编辑部即着手传播渠道的选择,除在邢台日报刊发外,还积极向上级媒体推介。2018年9月5日起,《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集中报道了吴洪甫的感人事迹。学习英雄、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地市级党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从中得到充分彰显。

  【同行点评】

  陈桥生

  《羊城晚报》社编委、副刊部主任

  副刊的文笔,尤善于探究新闻背后的故事,触动人性中最柔软的部位。《老兵》以白描式的文笔,刻画出一位退伍老兵数十年对子弟兵精神朴素而执著的坚守;《地震孤儿的10年回家路》写灾后的“回家”之路何其漫长,又如此温暖,因而别具一份悲壮情怀。副刊文章很少长传直吊、高举高打,而多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从“小”中做出大文章。如《习主席送我两本书》以赠书之小见其人格之大,《小红旗的故事》从一面小红旗中映出自主创新之路上的曲折艰辛,直抵人心,意味隽永。

  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是最惯常的说法,但要正确地把握其含义,仍然需要因时而变。副刊主守,不是主动地边缘化,更不是对重大主题的疏离游移。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三等奖

  《让璀璨星光,照亮我们的心空》

  【作者体会】

  黄琳斌

  福建日报记者

  文章非天成,胼手方得之

  在近20年写杂文、时评的生涯中,我养成了每天上网浏览新闻、寻找题材的习惯。2017年12月22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杭州市通过城市照明管理办法,自2018年2月起施行。这个办法明确提出要避免光污染,守住城市的“黑天空保护区”。作为长期观测星空的天文爱好者,我特别能感受到,近几十年来,由于光污染等的影响,城市的星空越来越黯淡,让人遗憾又无奈。所以,这则新闻一下戳中了我心中的一个痛点,创作的欲望一下被点燃——故乡夜晚美丽的星空也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近年来,国家和公众特别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杭州设“黑天空保护区”正是写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新颖、绝佳的切入点。

  短暂的兴奋过后,我需要尽快做出选择:写时评还是写杂文?如果抢“杭州通过照明管理办法”这第一落点,迅速写成一篇时评,固然也可以发表,但由于时间仓促,可能难以成为精品。这样的好题材可遇不可求,一辈子都难遇到几回,没有尽力做到极致实在可惜。权衡再三,最后我决定选择“杭州施行照明管理办法”这个第二落点,写成对时效要求不是很高的杂文,可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容、精心打磨文章。

  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写完初稿。2018年1月中旬,我重新阅读文章时感到,只停留在呼吁城市的管理者重视光污染、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这一层面,立意不够高,应该可以提升到整个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于是重点对文章主题做了升华。2月初,又对文章做了最后一次修改,主要是去除一些较为生硬的表述,提升文采,增添情感,加重杂文味。经过精心编辑,文章当年2月18日在《福建日报》文艺副刊发表。

  同行点评

  陈桥生 羊城晚报社编委、副刊部主任

  在获奖的六篇副刊文章中,按体裁分,四篇属于报告文学,一篇散文,一篇杂文。无论何种体裁,其集中的指向,都是对社会与时代重大主题的直面、关切与回应,是对英雄人物、民族精神的礼赞与歌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梦想与追寻。

  与时俱新是永恒的主题。杂文,未必总是“投枪匕首”,亦可以是对真善美的憧憬与呼唤,如此次获奖的《让璀璨星光,照亮我们的心空》一文,不仅照亮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路,也照亮了杂文文体的创新之路。优秀的副刊文章,同样需要站立在时代的维度中,与优秀的新闻报道一样,都必须直面时代,关注当下,书写时代最重大的主题、最优秀的人物、最伟大的精神,都必须是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成果,只是彼此的分工不同,进入的角度不同,写作的手法不同,这是属于报纸副刊人的初心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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