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仅48万人。利用“十四五”时期这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延续人口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已是各界的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相继放开，包括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在内的一批支持生育的政策措施开始实施。
由于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就业等淤点堵点尚未彻底疏通，放开三孩政策效果与支持生育的预期之间尚有差距。去年广东省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年轻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合适，认为生三个以上孩子最合适的为7%；50岁以下的育龄人群中，表示自己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比例为26%，明确表示没有生二孩意愿的达55%。因为“养不起”“带不了”，所以“不敢生”“不愿生”，已成为支持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拦路虎”。
在这种情况下，亟须坚持系统观念，梳理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面临的淤点堵点问题，将顶层设计、实践需要、公众企盼统一起来，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要害，从根本上调动生育意愿，激发整体效应。
“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针对家庭所面临的这个年龄段婴幼儿奶粉、辅食、保姆、早教等不菲支出作出的补偿性制度安排。此举将扩大子女教育项下个税附加扣除，有效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由于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不足，0到3岁婴幼儿照料绝大部分都由家庭自己承担。如果完全由母亲抚育，无疑还会造成女性职业中断，导致更多女性选择为了职业而晚育或不育，对我国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等产生负面影响。打通这方面的淤点堵点，需要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强化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出台更多政策支持清单。
完善有力的生育保险制度可以促进职育平衡，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有利于减轻企业对生育成本的分担。参加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王煜宇建议，修改《社会保险法》，将原有仅覆盖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的职工，拓展到除退休人员以外所有的医保参保人群，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险制度，加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法治保障体系。
在制定公共服务政策时，还需探索提供居民初育年龄后延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尽快将一些辅助生殖的技术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尽早圆梦，当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3月26日起，宫腔内人工授精术等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将纳入北京地区医保甲类报销范围。这是我国首次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范畴，可望产生积极的示范带动效应。
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重要转折期，只要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协同性推进，从公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理想一定能尽早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