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据学为主要特征的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繁盛期，在经、史、子、集等领域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学术成就。清代学术史研究往往集中于经史之学，而对清代学者在集部整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则缺乏综合之论略。事实上，清代学者在楚辞学、总集的辑佚与编订、别集的整理与注释以及诗文评的编订与注释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以对唐代重要别集的整理与笺注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的成就
清人唐集笺注之学是指清代学者对唐代重要别集所作的整理与笺注的学问。清人唐集笺注之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清人唐集笺注之学著作丰富。《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人唐集笺注本47种，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清人唐集笺注本78种，可见清代唐集笺注类著作数量之丰富。清人笺注唐集主要涉及骆宾王、王勃、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李贺、卢仝、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等12位诗人，以杜甫、李商隐诗集的笺注，注家最多，成就最高。
第二，清代学者在唐集笺注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诗歌笺注学术范式。包括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笺解、评点、诗集编次与诗歌系年、年谱考订、集末辑评等十项学术规范，这些学术规范可分为三个研究层面：一文献学层面，包括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在版本上，他们努力做到采用最善之本作为底本。在校勘上，他们精益求精，把尽量保存校勘的异文作为校勘通则。在辨伪和辑佚方面，他们除了不同版本的互勘之外，还能够从总集、选本、杂著、方志中广泛搜求，或作外集或为附录，以备后学考核，体现出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的学术根基。二是注释学层面，包括注释、笺解和评点等。注释是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的核心工作，包括题解、词义训释、名物训释、语典、事典、地理、职官、典章制度、人物、时事等。清人的诗歌注释约定俗成地形成“注”和“笺”的观念，笺之原义与注相当，但钱谦益作《钱注杜诗》在注中单列“笺”之一体，与注相别，从而形成“注”多征引故实、“笺”为诗意之阐发的观念。朱鹤龄提出“事义兼晰”，仇兆鳌有“内注解意，外注引古”之说。冯浩则说“以征典为注，达意为笺。”可见，乾嘉时期以“征典为注，达意为笺”已是普遍的笺注观念，清代唐集注释本多以“笺注”为名。注释，朱鹤龄提出：“凡征引故实，仿李善注《文选》体，必核所出之书，书则以最先为据。”书证“以最先为据”，成为后来注家遵循的基本原则。评点，本是元明诗歌批评的重要形式，在清代注本中多采摘历代评杜的精彩之语，或附于篇末，或夹注于文中，成为笺注的重要补充。三是知人论世的综合研究层面，包括诗集编次与诗歌系年、年谱考订和集末辑评等。首先诗集编次，清初钱谦益、朱鹤龄就杜集编次问题发生争论，编次问题越发受到注家的重视，逐渐形成“编杜者，编年为上，古今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浦起龙语）的普遍观念。杨伦说“诗以编年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壮，交游之聚散，世道之兴衰。”“以编年为善”的观念，与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学理基础有关。其次诗歌系年，“以编年为善”的观念流行，作为编年依据的诗歌系年，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仇兆鳌说“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浦起龙说“准居处，酌时事，证朋游，得者八九矣。”时、地、人是诗歌系年的主要依据，诗歌系年的考证将唐诗研究引向更深细的境地。再者年谱考订，清人笺注之学的基本学理依据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最有效的方法即是编订诗人年谱。通过诗歌系年，可以了解诗人之经历以及与所处的时代之关系，与此同时，通过了解诗人之时代和诗人之经历，亦可以加深对诗歌的理解，诗歌笺注和年谱编订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所以冯浩说：“年谱乃笺释之根本，非是无可提挈也。”最后集末辑评，清人唐集笺注之学以考订精深，资料详备为学术追求，所以，在诗文笺注的正文之后往往有多种辑评附录，包括传记材料，各家序跋、诸家咏杜、诸家评论等，这些材料，对于我们综合认识诗人之全人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的学术特点
第一，阶段性特点。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清代唐集笺注之学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顺康雍三朝，主要特点有：一是由于受明清易代剧烈社会动荡的影响，清初学者以杜诗注释为情感寄托，形成了继宋代之后第二个杜诗注释的热潮。其学术方法直接承接宋代杜诗编集与注释的学术方法，取得了超越宋人的巨大学术成就。清代最重要的杜诗注本多成书并刊刻于这一时期，以《钱注杜诗》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尤其是钱谦益和朱鹤龄的注杜之争，对清代杜诗学，乃至整个清代唐集笺注之学的学术规范的确立具有既深且巨的影响。二是在钱谦益的指引下，朱鹤龄为李商隐的诗歌作注，开启了清代李商隐诗歌注释的热潮，清代李商隐诗歌注释是仅次于杜诗学热潮的专门之学。清代诗歌笺注之学以杜诗学和李商隐诗歌笺注之学所取得的成果数量最多，创获最大。而这两门学问的开拓与钱谦益、朱鹤龄二人关系最大，所以钱谦益和朱鹤龄是清代唐集笺注之学的开山人物。第二阶段，清中叶（乾嘉时期）的唐集注释之学。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杜诗仍然是笺注的热点，但和清初杜诗学相比，更多呈现出由博返约的学术特点。二是李商隐诗歌成为清中叶唐集笺注之学的学术热点。先后涌现出一批优秀注本，这些注本之间，体现出一种学术竞争的态势，相互辩难，后出转精，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最有成就。三是清中叶，从杜诗、李商隐诗歌注释的热点逐渐向唐代其他重要别集，如王维、李白、韩愈、李贺、杜牧等拓展。清中叶唐集笺注领域的拓展，是清人唐集笺注之学全面发展的表现。他们以清代杜诗学确立的学术范式为基本原则，在重要作家的注释上，逐渐形成了一批学术经典之作。第三阶段，清末道咸之后，总体上走向衰微，不仅在数量上锐减，所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
第二，地域性特点。以考据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主要繁盛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清代考据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受清代学术地域性特点的影响，清代的唐集笺注之学同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是吴中，包括今天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其著名的笺注学者有：钱谦益（常熟人）、朱鹤龄（吴江人）、浦起龙（无锡人）、杨伦（阳湖人），顾宸（无锡人）、吴见思（武进人），吴中注家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杜诗学上，在清初到清中叶都很兴盛。二是浙中，重要的注家有王嗣奭（鄞县人）、仇兆鳌（鄞县人）、赵殿成（仁和人）、王琦（钱塘人）、冯浩（桐乡人）、冯集梧（桐乡人），清初王嗣奭、仇兆鳌等浙东学者主要成就在杜诗学，清中叶以后的浙西学人在王维、李白、李商隐等诗集的注释上成就突出。三为安徽，主要的人物有黄生（歙县人）、吴瞻泰（歙县人）、汪灏（休宁人）、方世举（桐城人），安徽注家前期在杜诗学上成就显著，而后方世举著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长吉诗歌批注》，均为名作。清代唐集笺注的地域性特点与各地区的学术风尚有关，比如仇兆鳌对王嗣奭《杜臆》的推崇与他们的同乡关系有关。王琦为赵殿成之内弟，赵殿成作《王右丞集笺注》，佛典之注释出自王琦之帮助，王琦笺注《李太白全集》《李长吉诗歌汇解》同样受到赵殿成的学术影响。冯浩、冯集梧、冯应榴父子在李商隐、杜牧、苏轼等诗集的笺注上都做出了一流的成就，足见家族内部的相互影响。
第三，科学性特点。清代唐集笺注之学与清代考据学之间有深层的学术关联。一是清人唐集笺注之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清代考据学学术精神，二是清代唐集笺注之学与清代学术在史学考证，尤其是唐史研究以及地理、方志考证之学的繁盛密切相关。三是清代江浙一带的文化氛围育时代精神共同孕育了清代学术，包括唐集笺注之学的繁荣。
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的现代影响
清人唐集笺注之学在清代诗歌注释学中成就最大创获最多，作为一种成熟的学术范式，仍然对现代学术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清人开拓的笺注研究范式是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最重要最有成就的学术研究范式之一。今人在清人唐集笺注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人已笺注过的别集重新笺注本有29种之多，今人对清人未笺注过的唐代别集作了笺注，涉及59位唐代诗人，有109种之多，以此可见清人开拓的唐集笺注之学仍然在现代唐诗研究领域具有旺盛的学术活力。
第二，笺注之学的学术范式在唐诗研究之外的古代诗歌研究中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汉魏六朝重要别集的笺注，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比如曹植、阮籍、嵇康、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诗人的集子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现代学者都做了更为精细的考证笺注。宋元明清的重要诗家，在二十世纪以来，不断有大量的笺注本问世。可见，笺注之学的学术研究方法，仍旧是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术范式。
第三，清人唐集笺注之学是富含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学术资源。颜昆阳指出：“诗文集之笺释学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重要基础知识之一”，“郭绍虞以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已定型为仅采择概念表述的理论性史料，于实际批评略而不谈，后继者相沿成风，至今仍未有学者反思而做出适当的调整”。近来以清代杜诗学或清代重要的唐集注本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大量涌现，不仅在文献学、注释学方面有所清理，更重要的是清人诗学观念中的“诗史”“比兴”“知人论世”等学术观念得到了深入的理论阐发。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