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很长，郭德纲说，如果细讲，可以拍80集电视连续剧。
早些年他写了本书，取名《过得刚好》，为的就是要聊聊从前的事儿。然而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情不自禁，翻看书卷，洋洋洒洒几万字，少许早年辛酸，多为满腔愤懑。
他累，他苦，他憾，他恨，他万幸。
正如书中所写：
“一路走来，经历各种坎坷、各种不顺和阻碍，终于我也看到了花团锦簇，也看到了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是非对错，喋喋不休；江湖恩怨，蜚短流长。
过往荣辱可能回首？
郭德纲笑言：各位看官，若您喜欢，但说无妨。
郭德纲是天津人，天津又是相声窝子，所以他打小就对这门艺术不陌生。
郭德纲的父亲是人民警察，母亲是人民教师，大人工作忙，实在顾不上时，就把儿子放到剧场里，彼时传统曲艺尚且繁荣，郭德纲听得高兴，时间长了便对相声产生了兴趣。
7岁学艺，9岁登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郭德纲的功夫就是从这时候慢慢积攒起来的。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头一回进北京，能耐比针鼻儿大不了多少，但野心可不小，日日幻想有朝一日也能当上“相声大腕”。
那时候他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什么都不懂，只能留在后台干点打杂的活。日子不好过，心里还憋屈，忍耐了2、3年，他顶不住了，收拾铺盖，灰头土脸地回了天津老家。
许多年之后，因为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郭德纲又见到了当年文工团的老团长。过去没能慧眼识英才，老团长挺愧疚，吃饭时再三敬酒，郭德纲倒不觉得往事难堪，一脸诚恳地说：“您不用这样，当年我确实一文不值。”
年少无知被看轻也正常，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满身能耐。
话说当年，从北京回了天津，郭德纲难受了。
说相声不挣钱，他也要吃饭，没法子了，他转行唱起评书和河北梆子，如此晃晃悠悠，岁月又走了两载。
在戏班子谋生也不容易，演出团四处走穴，他也跟着四海为家。
有一年冬天，他跟团到农村演出，唱戏要画脸谱，每一场唱罢，就得重新化妆。村里的水碱大，洗不干净脸上的油彩，但演出不能耽误，没办法就只能“硬化”，油彩一层叠一层地糊在脸上，那感觉别提多难受了。
夜里忙完了，卸了妆，对着镜子看看脸，又红又肿。郭德纲告诉自己：别抱怨，眼下的困难都是历练，有朝一日若还能回到相声舞台，一定得把现在学的东西都用在里头。
但光想没用啊，得付诸行动，于是1994年，郭德纲又进京了。
不想这回还不敌上次，只溜达了几天他便萌生退意。有一天他到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结束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沿着长安街由西往东，他一路走到了前门大栅栏。
穿的鞋不跟脚，脚后跟都磨破了皮，疼得一步都走不下去，没办法，只得把鞋跟踩踏了接着走。
好不容易路过一间小旅馆，看看时间，凌晨了，也该歇歇了。交了18元房钱，郭德纲跟着老板上了楼，一打开房门，嚯，一棵大树正杵在屋中间，跟艺术品似的。
房里原先就住了几个小商贩，郭德纲进屋时，哥几位正抽着烟坐在下铺聊天、喝酒，满屋子都是一股刺鼻的脚臭味。
郭德纲闻着反胃，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强忍着不适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便买了张车票又回了天津。
两次进京全都竹篮打水，郭德纲仍不想放弃，还是得去，“我倒要看看自己能混成什么样子”。
再回家郭德纲没等太久，攒了点钱，又去了北京。
这该是1995年了，郭德纲22岁，三进北京，没能闯出个名堂，但该吃的苦，一样也没落下。
这次进京，郭德纲在青塔寻了个住处，这地儿在哪啊？丰台区。为了省钱，他还特意往偏僻处走了走，最终在河边租了间小平房，每月200元。
屋子面积不大，一把椅子放下，都不用扭头，直接就能躺到床上。房里放不下桌子，要想写点东西只能拿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个时候郭德纲就想，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一张能直着腰写字的桌子——
许多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现如今，他家里的书房比剧场还大，甭说坐直写字了，跑着写也不成问题。
过了没几天，兜里的存款就都花完了，吃饭、睡觉成了问题。到了月底他最发愁，因为没钱交房租，有好几次他被堵在屋里，听着房东在外面连踢门带骂街。
郭德纲就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不敢应声。
那时候，他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
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但那一年，差点饿死了郭德纲。
他像无数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一样，只能活一天，是一天。而这，究竟只是单纯的倒霉、点儿背，还是爆发之前的历练、黎明之前的黑暗，郭德纲没有获得任何答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郭德纲也放下了雄心壮志。头两次到北京他急功近利，总期盼演一场就能名动京城，但现实没给他机会。左右琢磨，一步登天不可能，于是他把要求放低，只求混口饭吃，名与利，皆可抛。
抱着这个简单的想法，郭德纲开始四处寻找剧团。从前他一直在天津学艺，冷不丁到了北京曲艺圈，人生地不熟，谁也不愿搭理他。带着一身本事，他四处奔波却求助无门，丧气事儿碰多了，连要求都不敢有了，“只想哪个剧团肯收留我，我就愿意给他们当牛做马。”
过了几个月，郭德纲还真得到了一个当牛做马的机会。当时在蒲黄榆（位于北京南城）有一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容下四五十人，舞台也就有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他去了，剧团也收了，承诺一个月给1000元，结果卖力吆喝了2个月，一分钱也没得着。
眼见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郭德纲的兜里却比脸都干净，实在没辙了，他去问管事的，准备什么时候开工资啊？对方也实诚，张口就说，要钱没有，不唱就走，但丑话说在前头，这算自动离职，之前欠的工资可不给补——得，还是要坚持。
那些日子郭德纲住在大兴黄村，家里唯一的大件就是一辆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只好天天背着打气筒，从大兴到南城，一路上得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剧场。
后来车彻底报废了，他就改坐公交车上下班。有天夜戏散得晚，公交车也没有了，只能走着回家。走到半截，一辆黑车停在眼前，司机叼着烟探头：“上哪儿？走吗？”郭德纲心动了，但全身上下一共就2块钱，看看手腕上的表，摘下：“我用这表抵车费成吗？”司机一撇嘴，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那也不能睡大马路上，接着往家走吧。路过西红门，当时还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没灯，只好走桥上面。上面车多，人只能走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擦着肩膀过，夜深了，除了几点寒星和车灯，眼前看不见一点光亮。
那微弱的寒星，根本照不清郭德纲的前途。
想想这些年，郭德纲没忍住，鼻子一酸眼泪哗哗直淌，但脚下也没停，一边走还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闯荡北京，这是唯一一次哭，当时他想：
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
有一天郭德纲在街上溜达，路过南城的一间茶馆，听见里面有几个小孩在说相声，算不上专业，但灵巧欢乐的样子很是讨喜。
进门，来壶茶，郭德纲也坐到台下听得起劲儿。打那之后，他隔三差五就去听相声，时间长了，也混了个脸熟。一次闲聊时，茶馆的人问他做什么工作的，他答“说相声的”。
管事的一听乐了，请他现场来一段。“试讲”的效果不错，郭德纲成了茶馆的固定演出嘉宾。此后几个月，他没事儿就上去说几段，原本能盛下几十人的茶馆一下子涌进上百号人，一问，绝大多数是来听相声的，这是郭德纲没想到的。
讲起这门手艺，郭德纲有一把辛酸泪。他自认没有任何其他爱好，唯一也最大的乐趣就是说相声。
好不容易学成了手艺，不想刚迈出师门，就碰上了行业寒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相声逐渐走向没落，一个电视台的摄像告诉他，相声要死了，可他不承认，自己热爱了那么久的艺术，怎能说没就没了。
电视机普及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线下的小剧场没人光顾了，一些人便出主意说，相声也得与时俱进，咱也搬进电视里说得了。
小剧场按天收费，电视台按秒收费，传统相声短则30分钟，长点的能达到一个小时，就算观众能耐心看完，那广告商也不乐意。
过去讲相声，40分钟刚刚能“伸开腰”，正经包袱将将开始讲；挪到电视里，按照时长要求，每段节目只留12分钟，观众肯定不过瘾。
加之各类光怪陆离的娱乐节目陆续登场，相声作为传统曲艺不占优势，看得人越来越少了，走向衰落也属正常。
但郭德纲不认同。电视相声没人看，但把它再带回到小茶馆里，不是也挺招人喜欢的吗？怎么就能说“相声死了”呢？“相声不在剧场演，指望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
当然，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电视一定会起到一个宣传效果。可他仍以为，电视对于相声的作用，就好比下午四点吃的那顿肯德基、麦当劳，解馋，但肯定吃不出佛跳墙的味儿。
那上哪能吃上佛跳墙呢？那得从根儿上寻。
1996年，郭德纲成立“北京相声大会”（2003年更名为“德云社”），立志要将相声带回到小剧场，因为这门手艺就诞生在这里。
万事开头难，碰见“逆潮流”的事情，更是难上加难。当电视相声成为主流后，剧场相声变为了尴尬的存在，“那时候走在大街上，你和一个人说‘走啊，花钱去茶馆听个相声’，跟说‘我要抢劫’没什么区别，别人不骂你就不错了”。
刚回剧场时，郭德纲遇见的难事儿一茬接茬。上百人的剧场就来一个观众、大雪纷飞拿着锅碗瓢盆出去吆喝卖票，这一类的窘境郭德纲说过好多次，但究其根本还是“穷”，每月亏损几万块那都算是“赚了”。
别人靠着相声赚钱，郭德纲赚钱养相声。
为了维持剧团正常开销，郭德纲揽了许多相声以外的活，写电视剧本、去综艺节目当主持人、客串电视剧，著名的“48小时玻璃橱窗”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为的就是能多赚几千元钱。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
郭德纲，难啊。
赚钱不容易，想稳稳当当把钱赚了更不容易。
以客观情况来看，郭德纲及德云社的出现确实挑战了一些当时的“主流观念”，而这也预示着他势必要与一些人分道扬镳。
关于被“主流相声圈排挤”，故事的版本已经不能细数，因为实在太多了。
时过境迁，事实真相里的一部分，已随着一些故人的离去，成为了永恒的谜团。众说纷纭，而在郭德纲的故事里，人们只能看见他的版本。
争论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以郭德纲的话来说，自他将相声带回小剧场开始，质问与反对就层出不穷，其中理由，他自认也许和“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有关：
“北京相声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郭德纲之前，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安乐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现之后，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在台上再说十分钟的相声，观众不认可，他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相声，我们怎么办？’”
据郭德纲说，这时给马季打电话的人是某位相声同行，挑拨离间
讲起江湖恩怨，有三件事被他反复提起：
一是2005年，有相声同行摘抄郭德纲相声中，有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反复向有关部门举报；二是2006年，有部分相声同行有意发起“静坐”活动，意在抵制德云社继续演出；三则是所谓的“雅俗之争”。
三件事中，前两件都和特定的人有关，是非黑白，剪不断，理还乱，所谓对错恐怕当事人都说不清，旁观者多说无益。单这第三件，如今讲来，仍有讨论余地。
雅俗争论中，最先被挑起的话题是“郭德纲说的相声太具有江湖气”，对此当事人嗤之以鼻，“这门手艺就诞生在江湖里啊！”他的宗旨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
当一门民间艺术走上大舞台时，为了顺应集体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它必然要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有关语言的艺术，更需要妥帖且周全地变化。
举一个极为简单的例子，当初赵本山欲将二人转搬上大舞台时，就曾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即“雅”“俗”并不能共赏。面对矛盾，赵本山选择以更温和的形式应对，比如，删除二人转中粗俗的用词，以及改良一些违背人伦纲常的调侃和玩笑。
赵本山听从了部分主流建议，可争执仍不曾停止，如此一直很“刺头”的郭德纲，更是步履维艰。
2006年前后，德云社一夜崛起，已经33岁的郭德纲苦尽甘来，紧接着质疑也扑面而来。
有一段时间，曲协的工作人员时常会接到投诉电话，来电的大多是老年人，张口就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管郭德纲？
郭德纲讲究“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所以在他的相声段子里，观众听不到圆滑的人情世故，更多的是没有边界的调侃与“砸挂”（相声演员之间彼此戏谑取笑的一种手段）。可很多人是无法理解这种“玩笑”的，就像某著名主持人就曾因妻子被用来“砸挂”，险些与郭德纲对簿公堂。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艺术”应该是具有深层教育意义的、是老少皆宜的，最基本也该是“礼貌”的，可郭德纲的相声总是冒犯的，有些甚至被认为是“低俗”的。
冲突被彻底激化，郭德纲一夜之间就站到了“主流”的对立面。
有一段时间，只要打开传统曲艺的论坛网站，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一定与郭德纲有关。“挺郭派”与“倒郭派”吵得不可开交，作为当事人郭德纲也很是纠结。
改？难，“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
忍？也难，“凡事沾上相声，我一定寸土不让”；
退？更不可能，进一步多难啊，凭什么要倒回去？
左右也是吵，那就别躲着了。大家都辩一辩，孰是孰非，在人在心。
站在舆论中间，郭德纲创作了《论50年相声之现状》，说了点行业历史，也挤兑了一些想拿相声教育人的同行：
“这天底下就王八是真的，还叫甲鱼……谁说的相声必须教育人……中国杂技团，耍狗熊，你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吗？十五个人骑一自行车，你受教育了吗？他违反交规了，你知道吗？”
旷日持久的争吵延续到今天还没完，只不过和过去相比，郭德纲已掌握了话语权。老一辈艺术家或驾鹤西去，或隐退山海；新一代后辈或学艺不精，或不务正业，德云社在业内已然成为“标杆”一般的存在。
名气与地位都有了，现如今的郭德纲多少有点“独步天下”的意思。他也想有朝一日忽然冒出个真正懂相声的人和自己搏一搏，争一争，但这么些年也没遇见。“不是我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无敌太寂寞了，没意思，好凄凉，很悲哀。”
如今看来，郭德纲姑且算“赢”了，但讲起头些年的事儿，他还是挺糟心，“这几十年发生的事儿，每一件我都可以拿到太阳底下说。”
只可惜，有些是非恩怨早已越过“真相”本身，分歧超过了个人层面，和解遥遥无期。
成名之后，郭德纲与德云社一直处于风波中。那些争论很多已随时间平息，但有关“师徒反目”的话题仿佛永远不会冷却。
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每次讲起依旧让人感慨万千。
2004年，当时31岁的郭德纲仍处于“相声圈编外人员”，主流相声大师不屑与他交往，德云社也在风雨中飘摇。左右为难时，是侯耀文顶着压力将他收入门下，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2007年，侯耀文猝然长逝，郭德纲泪如雨下，往后每年6月23日，都会写文悼念恩师。
郭德纲极看重师徒情谊，自然也要求门下弟子尊师重道。于他而言，师父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要紧的，是要明白“父”的含义与重量。
郭德纲有多个儿徒，“从小就住在家里”。早些年家里穷，仅是照顾弟子衣食住行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郭德纲忙着教课，后勤工作就全落到了妻子王惠手里，洗衣、做饭她都一人包揽。
王惠是郭德纲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前她是京韵大鼓的名角，不到20岁便已红遍天津。二人相识后，郭德纲的德云社久久不见起色，极度窘迫时，是王惠偷偷卖掉了父亲送的夏利汽车，帮着爱人度过难关。
婚后，王惠退居幕后，全心照顾郭德纲起居饮食、打理德云社琐事，据郭德纲弟子赵云侠说，师娘王惠做得一手好菜，逢年过节，师徒团聚，他和师娘一起张罗饭菜，可以从早忙到晚。
曹云金是最早跟着郭德纲学艺的人之一，早期进入德云社的人都说过，曹云金是最像师父郭德纲的人，现在再看，可能也是伤他最深的人。
2016年，曹云金于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文章《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以7000字篇幅细数自己从2002年到2010年间拜师学艺的“辛酸事”，包括但不限于：交万元学费、被师父“赶出家门”、被迫退赛、区别对待、克扣工资等。
但其中未曾提到的是，2010年1月18日，郭德纲生日宴，曹云金醉酒姗姗来迟，进门后没有道贺、致歉，反而呵斥众人，大喊：“我不干了”，并对着餐厅关公像发誓，此后再也不进德云社的大门。
此后，郭德纲发文《天涯犹在，不诉凉薄》补充了这一细节，并又用7000字一一回应了曹云金的指控，简单概括便是：收费一事子虚乌有，其余纠葛，公道自在人心。
师徒反目，事关人心，外人不好评判，却能从当事人写下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丝丝情绪。
郭德纲、曹云金
在曹云金的回忆中，师父郭德纲做过许多让自己耿耿于怀的事，挑几件说：
一次是在他还未离开德云社时，曾带着两箱螃蟹去师父家拜访，可郭德纲却以睡觉为由避而不见；另一次是他去师父家串门，二人一直聊到晚上六点，郭德纲告诉他“你走吧，我跟你师娘带着其他的师弟去吃饭”。
还有一次是2013年，二人同登春晚舞台，曹云金在央视大楼外看见了郭德纲，他奔上前想要打招呼，可郭德纲却关上了车门。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在那篇回应中郭德纲说：
“上春晚的那年，我们倒是遇见了。在中央电视台的院子里，我在车上，车外都是媒体。远处小金走来，我让人把车门关上，告诉他：想看我上家来看，大街上同着媒体恕不配合。”
情谊、名利、误会、对错……人性如此，有些事情总要发生。
曹云金之后，德云社又捧红了许多人，岳云鹏、张云雷、孟鹤堂、秦霄贤，以及正在走红路上的某某某。
岳云鹏刚走红时，郭德纲在采访里坦言，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他也曾提醒过徒弟：“想红吗？得听话，让你红。”话中深意，只待当事人细品。
所以，如今还能当着郭德纲的面谈论曹云金吗？若他不主动提起，最好不要。哀莫大于心死。
记忆中，他上一次主动提起曹云金还是6年前，在那场人尽皆知的师徒对峙中，郭德纲说，他其实一直在等一个和解的机会，只要曹云金能再当面喊自己一声“师父”，那一切都能过去，可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等到。
郭德纲曾笑称：“论骂街我是祖宗。”但这些年他明显变得平和了许多，“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了”。
郭德纲今年48岁，区别于过去严师、严父的形象，近几年大众看到的他更显和蔼和可爱。他带着一众弟子录制了综艺、演出了电影，可讲起相声、曲艺，他还是鼓励大家回到小园子里，创新可以，但不能忘本。
自2010年开始，德云社逐渐向“公司化”转型，郭德纲的身份也在“手艺人”的基础上又添了“生意人”。
他不是很想强调这样的转变，因此德云社开始盈利后，他将所有的钱都放进了王惠的口袋，甭管挣多少花多少，从不过问。他不习惯在身上放钱，有时在剧场演出，买两块钱的矿泉水都得问王惠“拨款”，“这都是早些年欠她的，如今得还上”。
年轻时渴望的名、利、钱现在都不是稀罕物种了，郭德纲高兴，却也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平常心。
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手艺人”，除了说相声，闲暇里他就喜欢坐在书房里写字、看书、画画、听戏，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喜欢被强加太多的责任：
“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我还能跟于老师站在舞台上说相声。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