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在北京诞生，鲜为人知的是，1906年晚清留学生曾在日本组织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电影。日前，在“新语境下中国影视史学发展现状及趋势”论坛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镇讲述了这段史实。在他看来，“早期论述电影进入中国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杂耍、投机心态、猎奇，很多都是一种被动地接受电影的进入，但是从这个事件我看到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是以强国的心态主动接受电影，并且以它作为重要的工具完成强国目的。”
袁希洛《申报》撰文记录拍摄经过
李镇介绍，拍摄电影的事情，辛亥元老袁希洛曾撰文，分两次发表于上海的《申报》，两篇文章全文共一千九百二十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拍摄的经过，描述了拍摄此片的历史背景、现场氛围、参与心态，涉及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关系，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宣传强军观念。
袁希洛文章提到拍了三段，拍摄内容中有很多关于动态的，比如入水的时候黄龙旗飘拂之状，各国人高呼万岁，摄影机械悸动等等。李镇表示，研究这些文献可以发现这是一部电影：“人员是从日本神户招的，他们一方面是押送看管设备，另一方面是操作具体活动写真的器材，经费由中国留学生筹得，拍摄计划由中国人制定，摄制活动全程是中国人安排，拍摄时间地点是由中国留学生指定，具体拍摄过程除了写真职员还有中国商人，拍摄对象就是中国军舰下水仪式，拍摄出来也是放给中国人看的，所以这是一部中国电影。当然，掌机者可能是日本人，现在没法找到影像资料了，但中国很多早期影片掌机者是外国人。”据说这部电影被留学生带回国内，在江苏省内流动放映，很受欢迎，“看资分六角四角二角为上中下三等”。
电影在当时也是一种“武器”
李镇认为，可贵的是，这个影片记录了拍摄的心态氛围。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中国人去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的屈辱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留学生处于这样的压力下有一种卧薪尝胆的心态。拍摄中有些细节特别耐人寻味，比如他们可以感受到日本川崎厂厂主的蔑视，拍摄开始后厂主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改变，笔触中流露出了维护国家尊严的意图，也让厂主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川崎厂主还提出要让日本人进入画面中心的要求，说明电影这个媒介在当时是新力量的象征、科学和理性的代表，也是一种武器。
当时知识分子主动接受电影
李镇表示，早期的留学生已经意识到启发民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和国民眼界短浅有一定关系，努力丰富国民的现代视觉经验、加速实现中国人视觉经验的现代化，通过拍摄和放映大清国的军舰让同胞认识到强国强军的重要性。“我们早期论述电影进入中国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杂耍、投机心态、猎奇，很多都是一种被动地接受电影的进入，但是从这个事件我看到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是以强国的心态主动接受电影，并且以它作为重要的工具完成强国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相对比较忽略的电影进入中国最初的心态，是我们忽略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电影史实。”
文/本报记者 肖扬
思考
中国电影史研究如何走下去
当下，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方法论层面也在不断创新；中国电视史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诸多引人关注的成果。2018·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于12月11日举办“新语境下中国影视史学发展现状及趋势”论坛，围绕中国电影电视史学研究的当下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史学批评在当下电影电视发展进程中所应具有的学术功能和价值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能够为中国影视的创作、研究和批评，以及未来中国电影电视史学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郦苏元表示，近年来，微观研究推动了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很多新的发现填补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空白，提出了一些新认识、新课题。应通过整合和系统化，加强其历史深度和史学价值。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由微观到宏观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电影史学批评现状不太令人满意，一些重要电影史学著作出版发表以后回应寥寥，总体上缺乏批判精神。期待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斌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很多研究领域已经相继有一批史料学著作问世。与之相比，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里，至今还缺乏相应的史料学著作，电影史料学没有被视为一门需要加强建设的分支学科来对待。因此，把电影史料学作为电影史研究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切实加强其建设和发展，既是完善电影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深化电影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重写电影史”的一个重要步骤。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强调把年谱和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跟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的命题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把它当做一种文献的整理，也视其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梳理和遵循，并最终想把它上升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理论的问题。具体来说，年谱是中国独有的体裁和治学方法，以年谱学和理论年谱的角度进入中国电影研究和历史叙述是有意义的。从年谱学的角度展开电影史研究，有助于克服当下学术当中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的弊端，以年谱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
文/本报记者 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