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腹受敌,郭德纲
2022-10-18 22:53    来源:腾讯网    点击:

 

故事很长,郭德纲说,如果细讲,可以拍80集电视连续剧。

早些年他写了本书,取名《过得刚好》,为的就是要聊聊从前的事儿。然而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情不自禁,翻看书卷,洋洋洒洒几万字,少许早年辛酸,多为满腔愤懑。

他累,他苦,他憾,他恨,他万幸。

正如书中所写:

“一路走来,经历各种坎坷、各种不顺和阻碍,终于我也看到了花团锦簇,也看到了灯彩佳话。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是非对错,喋喋不休;江湖恩怨,蜚短流长。

过往荣辱可能回首?

郭德纲笑言:各位看官,若您喜欢,但说无妨。

郭德纲是天津人,天津又是相声窝子,所以他打小就对这门艺术不陌生。

郭德纲的父亲是人民警察,母亲是人民教师,大人工作忙,实在顾不上时,就把儿子放到剧场里,彼时传统曲艺尚且繁荣,郭德纲听得高兴,时间长了便对相声产生了兴趣。

7岁学艺,9岁登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郭德纲的功夫就是从这时候慢慢积攒起来的。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头一回进北京,能耐比针鼻儿大不了多少,但野心可不小,日日幻想有朝一日也能当上“相声大腕”。

那时候他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什么都不懂,只能留在后台干点打杂的活。日子不好过,心里还憋屈,忍耐了2、3年,他顶不住了,收拾铺盖,灰头土脸地回了天津老家。

许多年之后,因为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郭德纲又见到了当年文工团的老团长。过去没能慧眼识英才,老团长挺愧疚,吃饭时再三敬酒,郭德纲倒不觉得往事难堪,一脸诚恳地说:“您不用这样,当年我确实一文不值。”

年少无知被看轻也正常,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满身能耐。

话说当年,从北京回了天津,郭德纲难受了。

说相声不挣钱,他也要吃饭,没法子了,他转行唱起评书和河北梆子,如此晃晃悠悠,岁月又走了两载。

在戏班子谋生也不容易,演出团四处走穴,他也跟着四海为家。

有一年冬天,他跟团到农村演出,唱戏要画脸谱,每一场唱罢,就得重新化妆。村里的水碱大,洗不干净脸上的油彩,但演出不能耽误,没办法就只能“硬化”,油彩一层叠一层地糊在脸上,那感觉别提多难受了。

夜里忙完了,卸了妆,对着镜子看看脸,又红又肿。郭德纲告诉自己:别抱怨,眼下的困难都是历练,有朝一日若还能回到相声舞台,一定得把现在学的东西都用在里头。

但光想没用啊,得付诸行动,于是1994年,郭德纲又进京了。

不想这回还不敌上次,只溜达了几天他便萌生退意。有一天他到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结束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沿着长安街由西往东,他一路走到了前门大栅栏。

穿的鞋不跟脚,脚后跟都磨破了皮,疼得一步都走不下去,没办法,只得把鞋跟踩踏了接着走。

好不容易路过一间小旅馆,看看时间,凌晨了,也该歇歇了。交了18元房钱,郭德纲跟着老板上了楼,一打开房门,嚯,一棵大树正杵在屋中间,跟艺术品似的。

房里原先就住了几个小商贩,郭德纲进屋时,哥几位正抽着烟坐在下铺聊天、喝酒,满屋子都是一股刺鼻的脚臭味。

郭德纲闻着反胃,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强忍着不适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便买了张车票又回了天津。

两次进京全都竹篮打水,郭德纲仍不想放弃,还是得去,“我倒要看看自己能混成什么样子”。

再回家郭德纲没等太久,攒了点钱,又去了北京。

这该是1995年了,郭德纲22岁,三进北京,没能闯出个名堂,但该吃的苦,一样也没落下。

这次进京,郭德纲在青塔寻了个住处,这地儿在哪啊?丰台区。为了省钱,他还特意往偏僻处走了走,最终在河边租了间小平房,每月200元。

屋子面积不大,一把椅子放下,都不用扭头,直接就能躺到床上。房里放不下桌子,要想写点东西只能拿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个时候郭德纲就想,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一张能直着腰写字的桌子——

许多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现如今,他家里的书房比剧场还大,甭说坐直写字了,跑着写也不成问题。

过了没几天,兜里的存款就都花完了,吃饭、睡觉成了问题。到了月底他最发愁,因为没钱交房租,有好几次他被堵在屋里,听着房东在外面连踢门带骂街。

郭德纲就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不敢应声。

那时候,他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

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但那一年,差点饿死了郭德纲。

他像无数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一样,只能活一天,是一天。而这,究竟只是单纯的倒霉、点儿背,还是爆发之前的历练、黎明之前的黑暗,郭德纲没有获得任何答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郭德纲也放下了雄心壮志。头两次到北京他急功近利,总期盼演一场就能名动京城,但现实没给他机会。左右琢磨,一步登天不可能,于是他把要求放低,只求混口饭吃,名与利,皆可抛。

抱着这个简单的想法,郭德纲开始四处寻找剧团。从前他一直在天津学艺,冷不丁到了北京曲艺圈,人生地不熟,谁也不愿搭理他。带着一身本事,他四处奔波却求助无门,丧气事儿碰多了,连要求都不敢有了,“只想哪个剧团肯收留我,我就愿意给他们当牛做马。”

过了几个月,郭德纲还真得到了一个当牛做马的机会。当时在蒲黄榆(位于北京南城)有一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容下四五十人,舞台也就有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他去了,剧团也收了,承诺一个月给1000元,结果卖力吆喝了2个月,一分钱也没得着。

眼见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郭德纲的兜里却比脸都干净,实在没辙了,他去问管事的,准备什么时候开工资啊?对方也实诚,张口就说,要钱没有,不唱就走,但丑话说在前头,这算自动离职,之前欠的工资可不给补——得,还是要坚持。

那些日子郭德纲住在大兴黄村,家里唯一的大件就是一辆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只好天天背着打气筒,从大兴到南城,一路上得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剧场。

后来车彻底报废了,他就改坐公交车上下班。有天夜戏散得晚,公交车也没有了,只能走着回家。走到半截,一辆黑车停在眼前,司机叼着烟探头:“上哪儿?走吗?”郭德纲心动了,但全身上下一共就2块钱,看看手腕上的表,摘下:“我用这表抵车费成吗?”司机一撇嘴,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那也不能睡大马路上,接着往家走吧。路过西红门,当时还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没灯,只好走桥上面。上面车多,人只能走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擦着肩膀过,夜深了,除了几点寒星和车灯,眼前看不见一点光亮。

那微弱的寒星,根本照不清郭德纲的前途。

想想这些年,郭德纲没忍住,鼻子一酸眼泪哗哗直淌,但脚下也没停,一边走还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闯荡北京,这是唯一一次哭,当时他想:

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

有一天郭德纲在街上溜达,路过南城的一间茶馆,听见里面有几个小孩在说相声,算不上专业,但灵巧欢乐的样子很是讨喜。

进门,来壶茶,郭德纲也坐到台下听得起劲儿。打那之后,他隔三差五就去听相声,时间长了,也混了个脸熟。一次闲聊时,茶馆的人问他做什么工作的,他答“说相声的”。

管事的一听乐了,请他现场来一段。“试讲”的效果不错,郭德纲成了茶馆的固定演出嘉宾。此后几个月,他没事儿就上去说几段,原本能盛下几十人的茶馆一下子涌进上百号人,一问,绝大多数是来听相声的,这是郭德纲没想到的。

讲起这门手艺,郭德纲有一把辛酸泪。他自认没有任何其他爱好,唯一也最大的乐趣就是说相声。

好不容易学成了手艺,不想刚迈出师门,就碰上了行业寒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相声逐渐走向没落,一个电视台的摄像告诉他,相声要死了,可他不承认,自己热爱了那么久的艺术,怎能说没就没了。

电视机普及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线下的小剧场没人光顾了,一些人便出主意说,相声也得与时俱进,咱也搬进电视里说得了。

小剧场按天收费,电视台按秒收费,传统相声短则30分钟,长点的能达到一个小时,就算观众能耐心看完,那广告商也不乐意。

过去讲相声,40分钟刚刚能“伸开腰”,正经包袱将将开始讲;挪到电视里,按照时长要求,每段节目只留12分钟,观众肯定不过瘾。

加之各类光怪陆离的娱乐节目陆续登场,相声作为传统曲艺不占优势,看得人越来越少了,走向衰落也属正常。

但郭德纲不认同。电视相声没人看,但把它再带回到小茶馆里,不是也挺招人喜欢的吗?怎么就能说“相声死了”呢?“相声不在剧场演,指望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

当然,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电视一定会起到一个宣传效果。可他仍以为,电视对于相声的作用,就好比下午四点吃的那顿肯德基、麦当劳,解馋,但肯定吃不出佛跳墙的味儿。

那上哪能吃上佛跳墙呢?那得从根儿上寻。

1996年,郭德纲成立“北京相声大会”(2003年更名为“德云社”),立志要将相声带回到小剧场,因为这门手艺就诞生在这里。

万事开头难,碰见“逆潮流”的事情,更是难上加难。当电视相声成为主流后,剧场相声变为了尴尬的存在,“那时候走在大街上,你和一个人说‘走啊,花钱去茶馆听个相声’,跟说‘我要抢劫’没什么区别,别人不骂你就不错了”。

刚回剧场时,郭德纲遇见的难事儿一茬接茬。上百人的剧场就来一个观众、大雪纷飞拿着锅碗瓢盆出去吆喝卖票,这一类的窘境郭德纲说过好多次,但究其根本还是“穷”,每月亏损几万块那都算是“赚了”。

别人靠着相声赚钱,郭德纲赚钱养相声。

为了维持剧团正常开销,郭德纲揽了许多相声以外的活,写电视剧本、去综艺节目当主持人、客串电视剧,著名的“48小时玻璃橱窗”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为的就是能多赚几千元钱。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

郭德纲,难啊。

赚钱不容易,想稳稳当当把钱赚了更不容易。

以客观情况来看,郭德纲及德云社的出现确实挑战了一些当时的“主流观念”,而这也预示着他势必要与一些人分道扬镳。

关于被“主流相声圈排挤”,故事的版本已经不能细数,因为实在太多了。

时过境迁,事实真相里的一部分,已随着一些故人的离去,成为了永恒的谜团。众说纷纭,而在郭德纲的故事里,人们只能看见他的版本。

争论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以郭德纲的话来说,自他将相声带回小剧场开始,质问与反对就层出不穷,其中理由,他自认也许和“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有关:

“北京相声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郭德纲之前,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安乐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现之后,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在台上再说十分钟的相声,观众不认可,他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相声,我们怎么办?’”

据郭德纲说,这时给马季打电话的人是某位相声同行,挑拨离间

讲起江湖恩怨,有三件事被他反复提起:

一是2005年,有相声同行摘抄郭德纲相声中,有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反复向有关部门举报;二是2006年,有部分相声同行有意发起“静坐”活动,意在抵制德云社继续演出;三则是所谓的“雅俗之争”。

三件事中,前两件都和特定的人有关,是非黑白,剪不断,理还乱,所谓对错恐怕当事人都说不清,旁观者多说无益。单这第三件,如今讲来,仍有讨论余地。

雅俗争论中,最先被挑起的话题是“郭德纲说的相声太具有江湖气”,对此当事人嗤之以鼻,“这门手艺就诞生在江湖里啊!”他的宗旨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

当一门民间艺术走上大舞台时,为了顺应集体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它必然要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有关语言的艺术,更需要妥帖且周全地变化。

举一个极为简单的例子,当初赵本山欲将二人转搬上大舞台时,就曾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即“雅”“俗”并不能共赏。面对矛盾,赵本山选择以更温和的形式应对,比如,删除二人转中粗俗的用词,以及改良一些违背人伦纲常的调侃和玩笑。

赵本山听从了部分主流建议,可争执仍不曾停止,如此一直很“刺头”的郭德纲,更是步履维艰。

2006年前后,德云社一夜崛起,已经33岁的郭德纲苦尽甘来,紧接着质疑也扑面而来。

有一段时间,曲协的工作人员时常会接到投诉电话,来电的大多是老年人,张口就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管郭德纲?

郭德纲讲究“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所以在他的相声段子里,观众听不到圆滑的人情世故,更多的是没有边界的调侃与“砸挂”(相声演员之间彼此戏谑取笑的一种手段)。可很多人是无法理解这种“玩笑”的,就像某著名主持人就曾因妻子被用来“砸挂”,险些与郭德纲对簿公堂。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艺术”应该是具有深层教育意义的、是老少皆宜的,最基本也该是“礼貌”的,可郭德纲的相声总是冒犯的,有些甚至被认为是“低俗”的。

冲突被彻底激化,郭德纲一夜之间就站到了“主流”的对立面。

有一段时间,只要打开传统曲艺的论坛网站,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一定与郭德纲有关。“挺郭派”与“倒郭派”吵得不可开交,作为当事人郭德纲也很是纠结。

改?难,“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

忍?也难,“凡事沾上相声,我一定寸土不让”;

退?更不可能,进一步多难啊,凭什么要倒回去?

左右也是吵,那就别躲着了。大家都辩一辩,孰是孰非,在人在心。

站在舆论中间,郭德纲创作了《论50年相声之现状》,说了点行业历史,也挤兑了一些想拿相声教育人的同行:

“这天底下就王八是真的,还叫甲鱼……谁说的相声必须教育人……中国杂技团,耍狗熊,你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吗?十五个人骑一自行车,你受教育了吗?他违反交规了,你知道吗?”

旷日持久的争吵延续到今天还没完,只不过和过去相比,郭德纲已掌握了话语权。老一辈艺术家或驾鹤西去,或隐退山海;新一代后辈或学艺不精,或不务正业,德云社在业内已然成为“标杆”一般的存在。

名气与地位都有了,现如今的郭德纲多少有点“独步天下”的意思。他也想有朝一日忽然冒出个真正懂相声的人和自己搏一搏,争一争,但这么些年也没遇见。“不是我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无敌太寂寞了,没意思,好凄凉,很悲哀。”

如今看来,郭德纲姑且算“赢”了,但讲起头些年的事儿,他还是挺糟心,“这几十年发生的事儿,每一件我都可以拿到太阳底下说。”

只可惜,有些是非恩怨早已越过“真相”本身,分歧超过了个人层面,和解遥遥无期。

成名之后,郭德纲与德云社一直处于风波中。那些争论很多已随时间平息,但有关“师徒反目”的话题仿佛永远不会冷却。

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每次讲起依旧让人感慨万千。

2004年,当时31岁的郭德纲仍处于“相声圈编外人员”,主流相声大师不屑与他交往,德云社也在风雨中飘摇。左右为难时,是侯耀文顶着压力将他收入门下,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2007年,侯耀文猝然长逝,郭德纲泪如雨下,往后每年6月23日,都会写文悼念恩师。

郭德纲极看重师徒情谊,自然也要求门下弟子尊师重道。于他而言,师父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要紧的,是要明白“父”的含义与重量。

郭德纲有多个儿徒,“从小就住在家里”。早些年家里穷,仅是照顾弟子衣食住行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郭德纲忙着教课,后勤工作就全落到了妻子王惠手里,洗衣、做饭她都一人包揽。

王惠是郭德纲的第二任妻子,结婚前她是京韵大鼓的名角,不到20岁便已红遍天津。二人相识后,郭德纲的德云社久久不见起色,极度窘迫时,是王惠偷偷卖掉了父亲送的夏利汽车,帮着爱人度过难关。

婚后,王惠退居幕后,全心照顾郭德纲起居饮食、打理德云社琐事,据郭德纲弟子赵云侠说,师娘王惠做得一手好菜,逢年过节,师徒团聚,他和师娘一起张罗饭菜,可以从早忙到晚。

曹云金是最早跟着郭德纲学艺的人之一,早期进入德云社的人都说过,曹云金是最像师父郭德纲的人,现在再看,可能也是伤他最深的人。

2016年,曹云金于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文章《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以7000字篇幅细数自己从2002年到2010年间拜师学艺的“辛酸事”,包括但不限于:交万元学费、被师父“赶出家门”、被迫退赛、区别对待、克扣工资等。

但其中未曾提到的是,2010年1月18日,郭德纲生日宴,曹云金醉酒姗姗来迟,进门后没有道贺、致歉,反而呵斥众人,大喊:“我不干了”,并对着餐厅关公像发誓,此后再也不进德云社的大门。

此后,郭德纲发文《天涯犹在,不诉凉薄》补充了这一细节,并又用7000字一一回应了曹云金的指控,简单概括便是:收费一事子虚乌有,其余纠葛,公道自在人心。

师徒反目,事关人心,外人不好评判,却能从当事人写下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丝丝情绪。

郭德纲、曹云金

在曹云金的回忆中,师父郭德纲做过许多让自己耿耿于怀的事,挑几件说:

一次是在他还未离开德云社时,曾带着两箱螃蟹去师父家拜访,可郭德纲却以睡觉为由避而不见;另一次是他去师父家串门,二人一直聊到晚上六点,郭德纲告诉他“你走吧,我跟你师娘带着其他的师弟去吃饭”。

还有一次是2013年,二人同登春晚舞台,曹云金在央视大楼外看见了郭德纲,他奔上前想要打招呼,可郭德纲却关上了车门。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在那篇回应中郭德纲说:

“上春晚的那年,我们倒是遇见了。在中央电视台的院子里,我在车上,车外都是媒体。远处小金走来,我让人把车门关上,告诉他:想看我上家来看,大街上同着媒体恕不配合。”

情谊、名利、误会、对错……人性如此,有些事情总要发生。

曹云金之后,德云社又捧红了许多人,岳云鹏、张云雷、孟鹤堂、秦霄贤,以及正在走红路上的某某某。

岳云鹏刚走红时,郭德纲在采访里坦言,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他也曾提醒过徒弟:“想红吗?得听话,让你红。”话中深意,只待当事人细品。

所以,如今还能当着郭德纲的面谈论曹云金吗?若他不主动提起,最好不要。哀莫大于心死。

记忆中,他上一次主动提起曹云金还是6年前,在那场人尽皆知的师徒对峙中,郭德纲说,他其实一直在等一个和解的机会,只要曹云金能再当面喊自己一声“师父”,那一切都能过去,可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等到。

郭德纲曾笑称:“论骂街我是祖宗。”但这些年他明显变得平和了许多,“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了”。

郭德纲今年48岁,区别于过去严师、严父的形象,近几年大众看到的他更显和蔼和可爱。他带着一众弟子录制了综艺、演出了电影,可讲起相声、曲艺,他还是鼓励大家回到小园子里,创新可以,但不能忘本。

自2010年开始,德云社逐渐向“公司化”转型,郭德纲的身份也在“手艺人”的基础上又添了“生意人”。

他不是很想强调这样的转变,因此德云社开始盈利后,他将所有的钱都放进了王惠的口袋,甭管挣多少花多少,从不过问。他不习惯在身上放钱,有时在剧场演出,买两块钱的矿泉水都得问王惠“拨款”,“这都是早些年欠她的,如今得还上”。

年轻时渴望的名、利、钱现在都不是稀罕物种了,郭德纲高兴,却也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平常心。

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手艺人”,除了说相声,闲暇里他就喜欢坐在书房里写字、看书、画画、听戏,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喜欢被强加太多的责任:

“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我还能跟于老师站在舞台上说相声。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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